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忽略了这种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暴力的认知存在一个分类误区：暴力一定是坏的、不利于社会的、违反规则的；反之，如果暴力符合社会运转的需要与规则（尤其是由官方行使的暴力），或是以娱乐形式呈现出来，那么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被认为是暴力，或是会被认为是“好”的暴力。这种一刀切的分类模糊了暴力的本质，更令我们对暴力和“暴力个体”形成了一种偏见。然而，当我们跨越暴力类型，试着用宏观数据与个体背景去解释不同情境下的暴力，这种偏见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所谓统计学上的“暴力个体”，往往并不能用来解释官方暴力或娱乐暴力的发生。

因此，正是传统的暴力分类阻碍了我们对暴力的分析。这也是质性研究中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选择因变量。而当我们跨越暴力种类，将目光聚焦于暴力发生的具体过程上时，就会发现互动情境比互动者具有更多共性。因此，若想塑造一个关于暴力的普适理论，那它必然是关乎情境而非个体的。这正是本书的精髓所在。

柯林斯指出，不同形式的暴力有着共同的特点：暴力实施者必须克服情境中的紧张与恐惧，才能顺利实施暴力。暴力的不同表现，事实上是克服这种紧张与恐惧的不同路径：有些暴力会去寻找软弱的受害者，有些暴力会通过制度化的规则与纪律来压倒紧张与恐惧，有些暴力会从围观者身上汲取情感支持，有些暴力则会通过双方的心照不宣来让暴力成为一种表演。这一系列对策形成一道连续光谱，进而也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暴力。

哪怕是顺利实施的暴力，也往往不像电影中那样“精彩”：大部分暴力都是苍白无力、转瞬即逝的，因为它违背人类的互动本性，导致紧张与恐惧贯穿始终。更重要的是，暴力情境的互动结构，决定了情感能量最终只能流向少数群体。因此，无论是集体斗殴、校园霸凌、街头骚乱还是现代战争，能够冷静而高效地实施暴力的“精英分子”，始终只占全部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

本书综合采用了民族志观察及文本、影像与图片分析等方法，其中许多证据都仰赖于摄影与摄像技术的发展。此外，书中也包含柯林斯本人多年以来的个人观察及谈话记录，甚至还有他对雇佣杀手的直接访问。也许正因如此，作为一部社会学理论著作，本书可谓浅显易懂。既没有佶屈聱牙的学术词汇，也没有高深莫测的公式与模型，所有论点都由明白晓畅乃至略显活泼的文字表述出来，辅以对日常事件的观察记录及令人过目难忘的珍贵历史图像。即使对社会学并无太多了解的普通读者，相信读起来也不会费力。而这也正是柯林斯老师一直以来的写作与教书风格——深入浅出、因材施教，力求将理论准确而清晰地传达给学生与读者。

作为柯林斯老师的学生之一，我十分有幸能够翻译本书，更从中获益匪浅。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也能借此一窥微观互动理论的精妙之处，并打破对暴力的迷思及固有认知。在恐怖主义暴力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与难题的当下，本书的理论价值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