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海德格尔的整个人学结构来看，他的人学之思更是鲜明地表现出了以往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背景。从海德格尔前后期人学思想的整体来看，可以把海德格尔的整个人学思想理解为以确定人的生存由何决定为主线而包括大化、人、存在、时间在内的整体结构。不管海德格尔前期是怎样理解人、存在与时间的，也不管他后期把时间与存在理解为大化的礼物，不管他前期去分析个体此在的人而后期去分析人类的人（Mensch），不管他在30年代至40年代还一般把支配一切运行的事情叫做“存在”而在50年代到60年代把它明确命名为“大化”，概括他的整个人学思想，其内在结构就是在思考人在时间的前提下和在与存在的相互要求中，对大化的关系。十分显然，人、存在、时间和根本的大化这四个概念及其意义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西方乃至东方的人类思想的发展中得来的。“存在”这一概念及海德格尔所剖析的那个意义——“自身涌现”，源于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们（见本书“从此在与存在到人与大化”一章），后来的形而上学则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的根据。时间这概念也至少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以“现在”为核心进行理解了，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康德哲学也不断对时间进行了探索。虽然海德格尔前后期对时间的理解都与传统的理解根本不同，但他对时间的探索是建立在对传统时间观的批判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并且他的时间观归根到底属于西方时间观的历史。无疑，对“人”这一概念，海德格尔也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前期的“此在”是“生存”的此在；后期的人是源始地被大化所决定的人。尽管海德格尔前期的“此在”（Dasein）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海德格尔自己的创造，但他的这个“此在”也显然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这个我”的启发。他后期所说的“人”不仅在形式上来自西方哲学思想的土壤和西方基督教，而且在内容上也在西方的哲学思想（如黑格尔哲学中人是被绝对理念支配的人）和西方的基督教（上帝支配人）中有其根源。这从对他关于“大化”的思想的分析中可以断定。大化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海德格尔对大化的思考也的确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内容，如大化给予存在、时间，给予人与存在的共属，大化的不可言说等。但是“大化”的根本意义——支配一切发生、使一切发生成为可能并要求和决定人的生存，也深深地扎根在西方乃至东方的思想文化的历史之中。从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来看，赫拉克利特的Logos、巴门尼德的Moira（命运）所说的正是这种决定一切因而也决定人的生存的根本性的东西，基督教的上帝以表象的形式所表达的也是这一意义，中国古代老子所言说的支配一切而又无形无踪的“道”在实质上与大化也是相同的。根据海德格尔后期对Logos、Moira的阐释，根据他后期对老子“道”的钟情，根据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其中的基督教文化氛围而在70年代他也的确“真实”地表达出“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的基督教观念，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他关于大化和人对大化的从属的人学思想是以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运动的产物。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大化”是西方的“Logos”、“Moira”、“上帝”和东方的“道”的一种独特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