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是控制政府

政府支出的欲望推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又反过来助推信贷的扩张。抑制泡沫的困难在于泡沫与地方政府财政模式间的共生关系。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并以土地为抵押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投资推动增长，一旦增长重归政治目标，它就是继续吹大泡沫的许可证。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很难推进，是因为这关乎政府的权力。接受市场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于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推进改革和抑制泡沫的困难之处类似。如果因为抑制泡沫太难而将其忽略，推进改革又怎能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一些政策被标榜为改革并广受支持时，它往往起到助推泡沫的作用。过去几年增加金融体系的灵活性被视为改革之举，但它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子银行体系，该体系撑起了一个银行体系本无力支撑的巨大泡沫。

任何提议的改革举措，如果将增加债务，就应被视为支持泡沫的策略，而非改革经济的举措。比如，消费信贷近来被奉为刺激经济的灵丹妙药。表面上似乎说得过去。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约为30%，为全球最低，推崇消费信贷听起来很合理。但事实上，它不过是绕开了真正的问题，试图继续增加杠杆率。

信贷消费是另一个泡沫

中国的消费疲软源自居民实际收入匮乏。工资在上涨，但通胀侵蚀了其真正价值。过去十年，中国的GDP平减指数在7%至8%间徘徊。通胀对中国人而言，一直就是支持政府税收的一种因素，任何技术上的解释都不过是转移注意力。随着工资上涨的压力增大，通胀税也相应提高，成为支持并放大政府在经济中角色的力量。

中国的家庭债务接近20万亿元，或去年GDP的39%，劳动收入可能约占GDP的40％，所以中国家庭的债务水平并不低。如果引入提振消费的政策，肯定是一些支持投机并被伪装成刺激消费的计划。

中国的国内债务集中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及地产开发投机商。后者只不过是将其借到的钱以买地或缴税的形式转移给政府。如果家庭部门开始大举借债，是向地方政府大行方便，这些债务肯定会成为政府收入，改善政府的债务状况。

农地交易或让农民破产

允许农地交易已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有可能出现一些真动作。这听上去似乎是件好事：赋予农民更多的所有权对农民本身及经济体，应该都有积极的意义。现实并非如此。

由于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中国农地的价值较低，农产品的价格又趋国际化，因此生产成本驱动着土地的价值。为什么人们会对交易低价值的农地感到兴奋呢？答案是，这可能是新一轮的泡沫。在城市土地极速升值的背景下，农地仿佛已被遗忘。让它们加入土地升值的大军似乎是个好主意，但在游戏的如此末段把它们卷进来，将会让农民破产。当然，当人们用借贷的资金投机于农地，地方政府将无疑从中获益。

中国已经过度杠杆化。如果地下融资被合理计入，国内非金融部门的信贷已明显超过GDP的两倍。要使泡沫继续下去，就得像其他地方一样，杠杆率得继续增加。所以在中国，受欢迎的政策总是离不开提高杠杆率。很多观点将以改革的名义被提出并推销。当你听到这样的观点时，思考一下它将增加还是减少债务。如果是增加，它就并非真的改革之举，而只不过是又一个延长泡沫经济的把戏。

（原载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