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大家喜欢听的自欺欺人的减税，而是怎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中国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这不要说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原始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劳工保护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有一系列对资本——更不用说对土地——等财产和收入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为什么要抨击财经界流行的假话、空话、套话？因为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两难才是现实经济的真实状态，也可说是经济学研究的真正课题，如果全是一难那就太好办了。因此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层面上，我们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根本的重大的变革。

顺便说一个更难的问题，在没有直接税的时候，隐性收入的税收征管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时，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计算中国隐性收入是8万亿元、10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0%，媒体上也热炒。但隐性收入如果真有这么多，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就不低了。你不能一边说隐性收入规模巨大，一边又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太低，因为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低了。所以现在媒体上流行的许多套话其实都自相矛盾，就像一边说工资收入徘徊不前，一边又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太快一样，这二者不能同时成立。就隐性收入而言，我个人认为是巨大的，这也是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如果没有隐性收入，全世界27%的奢侈品能被中国人买走吗？这一个指标就可说明我们隐性收入巨大。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体，隐性收入才会成为税收征管的主要对象，同时它才能成为遏制腐败的主要工具。因为在西方国家，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美国的富豪想移民，税务局都会先让他脱一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