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垄断与权力联姻

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在许多情形下，垄断和寡头的形成并不是来自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产业政策和政商联结，这与权力有关。当前沿距离非常大的时候，亲商的政府、向特定企业倾斜的政策，可能是有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若那时政府还比较廉洁，效力会更大。

但是，副产品会不断积聚，并且随着与前沿距离的缩小，副产品的毒性将会急剧增加。如果说，自然垄断可以通过严格监管、业务分拆、构造可竞争性来缓解效率低下，减少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且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地位也可以通过分拆、业务限制、降低进入壁垒等方法来消解，而当垄断与权力联姻，问题就变得很严峻了。

垄断与权力联姻，既腐蚀经济也腐蚀政治。既然垄断与经济租有关，如果权力或明或暗地支持垄断，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设租和寻租轮番加码的局面，不但经济增长会被阻断，腐败、不公平、两极分化、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也会不断恶化，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动荡和失望之中。凯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赖弗曾经分析过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寻租行为能带来递增收益且具有高度的自我维持性（self-sustaining），清除起来非常困难；同时，寻租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损害创新行为，因此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的经历能够验证他们的分析。那些拉美国家在起飞阶段，即使在竞争性的工业部门，经济精英们也很快就垄断了进口替代补贴的现金流，并且巧妙地与政治精英结盟，借助国家权力获取生产要素和排斥市场竞争，从而构筑了垄断和寡头地位。与东南亚国家一样，资源、银行、电信、电力等许多不可贸易部门陆续被精英们所控制，而需要大量创新投入的制造业却被逐步放弃，增长陷入疲软，社会分化加剧，这不仅会使经济发展的进程停摆，也会刺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大幅度摇摆，民众对立情绪强烈，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平权化改革，改革也容易变得激进和草率，进步主义运动会走向反面，不但不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旦陷入这样的境地，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