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战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大财团，它们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有较大的左右局势的势力。财阀体制一方面促进了出口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扭曲和失衡，包括过度投资、大举负债、掩盖低效、转嫁风险，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酿成系统性金融危机。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韩国力推以自由化、竞争化为导向的IMF体制，在政府、金融、公司、劳动这四大领域果敢实施结构性改革，大财阀的垄断和寡头力量遭到显著削弱，向财阀倾斜的产业政策得到扭转，财阀们要么倒闭，要么实行自我革新，更加依赖市场。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积极推进的结构性改革，促进了韩国经济重拾升势，不过，韩国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破除垄断、抑制寡头的任务仍未完成，新任总统朴槿惠也誓言要进一步推进鼓励竞争的结构性改革。

东南亚则是另一个版本。东南亚经济体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我不把新加坡纳入经济起飞的东南亚版本之中，是因为要透彻分析这个有些神秘且非常年轻的城市国家实在不容易。我也不把文莱这样的产油国纳入东南亚版本，把产油国剔除是学者们做研究时的通常做法。与东北亚经济体一样，东南亚经济体在二战后也曾经历过一段高增长，尽管“雁行发展”让这些国家的起飞更晚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高增长也出现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而且一度非常严重。无论是进口替代产业还是出口导向产业，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的流向起初是鼓励竞争力的提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获得较强市场地位的企业，或者那些更有渠道与政府结盟的企业，开始垄断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并排斥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以强化其垄断和寡头地位。更加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企业进一步诱使政府在管制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基础产业、资源开发、不可贸易的服务业等产业私有化，随后促使政府选择事实上的关闭市场、阻断可竞争性的政策。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会流向那些具有垄断租的领域，竞争性行业反而凋敝，创业和创新受到压抑，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无法持续赢得国际竞争力。因此，不少东南亚经济体在经过起飞阶段之后，经济增长开始失速，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一些国家还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境地，然后要花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代价，才能重新回到较高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