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人格在政治中关系重大？

只是因为人格有时候在政策后果方面关系重大，就认为它们总是关系重大，这是一种错误。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卢因（Lewin）就主张，为了理解行为，必须既要理解一个人的人格，也要理解其受到观察的行为的背景（context）。卢因（1935）强调，个体与情境（situation）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米歇尔（Mischel）关注了情境因素支配行为的程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米歇尔（1973）评述了某种研究，这种研究认为15，在一些不同情境中，人格对于预见行为具有重要性。他发现，人们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一致性比以前所认为的要少。相反，情境对行为似乎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在人格或领导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背景（或情境）关系更为重大（George，1980；Greenstein，1969；Hermann，1987，2000；Preston，2001；Preston &‘t Hart，1999）。正是情境关系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个体同他（她）的环境相互作用；它既提供了行动机会，也提供了对行动的限制。比如，佛瑞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1969）在其经典著作《人格与政治》（Personality and Politics）中认为，虽然人格在政治行为或者政策后果方面常常是不重要的，伹个人影响的可能性（1）随环境容许改造的程度而增加，（2）随政治行动者在环境中的位置而变化，并且（3）随行动者个人的力量与弱点而变化。换句话说，如果个体由于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例如，总统、首相、将军、市长等）而拥有个人权力资源，并且情境允许这样的人使用这种权力影响政策过程，那么，这些人所拥有的东西（比如，力量与弱点、人格、经验）会对政策发生影响。对于亚伯拉罕?林肯来说，在经过一场特别具有争议的投票后，他说：“先生们，投票结果是11比1，１票获胜。”这时候，这种情境可以让他教导自己内阁的是，个体领导者具有重要性。对于萨达姆?侯赛因而言，这种情境意味着伊拉克对于科威特的入侵。另外，同具有更多行动自由的对外政策相比，美国总统深知自己对于国内政策的影响力要弱一些，而国会、法院、利益集团和许多其他行动者在决定政策结果方面起着实质作用（Burke，1992；Cronin，1980；Light，1982；Neustadt，1960/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