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以前的政策经验（prior policy experience）或者领导者的专门知识(expertise)对于总统的风格、顾问团体互动的性质、领导者在决策议题中如何坚持己见，具有重大影响（cf Barber，1972；George，1980；Hermann，1986；House，1990）。过去的经验为领导者提供的认识是：在具体的政策情境中，什么行为是有效的或者是无效的；来自环境的哪一种线索应该被关注，哪一种线索是无关的（Hermann，1986）。它影响的是关于工作必须获得多少知识、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行为清单（标准的操作步骤）、领导者对于同专家的互动将会怎样具有信心。具有更多的以往决策经验的领导者同那些具有较少此类经验的人相比，会更有可能坚持对于政策制定的个人参与或者控制，而后者往往更依赖专门顾问的观点。的确，对于某个政策领域拥有专门知识的有经验的领导者更不太可能依赖顾问的见解，或者利用过分单纯化的刻板印象与类比来理解政策情境。这样的领导者同缺乏经验的领导者相比，对于从政策环境中收集详尽的信息会更感兴趣，会使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同样，缺乏经验或专门知识的领导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更依赖专门顾问，更有可能利用过分单纯化的刻板印象与类比（Khong，1992；Levy，1994；Preston，2001）。一位领导者是作为一位相关的专家还是作为一个新手来处理外交或国内政策？知道这一点可以为我们提供洞察力，有助于我们预测对类比的这种依赖对于一个特定领导者的信息管理和信息处理风格的有害程度。这种个人特性类似于乔治（George，1980）所谓的效用感（sense of effic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