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作为另一种个体特性，长期以来被认为对于决策制定的性质、领导的风格、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集团（decision group）中一般信息处理的特征具有重大影响（Driver，1977；Hermann，1980b，1987；Preston，2001；Stewart，Hermann & Hermann，1989；Tetlock，1985；Vertzberger，1990；Wallace & Suedfeld，1988）。在其他研究者中，魏茨伯格（Vertzberger，1990）注意到，随着个体决策制定者的认知复杂性的提高，他们更能够处理复杂的决策环境和信息——这些环境与信息需要新的和微妙的辨别力。在做出决策时，具有认知复杂性的个体同不具有认知复杂性的参照者相比，往往对于信息具有更大的认知需要，更关注正在出现的信息，偏爱系统性的而非推断性的信息处理方式，并且能够更好地处理过载信息（Nydegger，1975；Schroder，Driver & Streufert，1967）。在同顾问的互动方面和对批判性反馈的接受方面，几种研究都表明，具有认知复杂性的个体同具有较少认知复杂性的个体相比，对于从他人那里获得否定性反馈更感兴趣，更有可能把这种反馈整合到他们自己的决策制定中去（Nydegger，1975；Ziller，Stone，Jackson & Terbovic，1977）。的确，魏茨伯格（1990）和格莱德（Glad，1983）都注意到，具有较低认知复杂性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教条主义的症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与判断问题，漠视威胁他们现有的封闭信念体系的信息，并且在调整他们的信念以适应新的信息方面能力有限。

领导者对于来自他们周围的政治或者政策环境的信息（或者细微差别）如何关注与敏感，也被人们同复杂性联系起来（Hermann，1984；Preston，1997，2001）。实际上，赫尔曼（1984）注意到，个体对于来自决策环境的信息越是敏感，那么，他作为领导者，对于和同事或者选民的观点有关的信息，对于和外部行动者的观点有关的信息，对于产生于替代立场和不同信息中的价值，就越是具有容纳性。相比而言，对背景信息具有较低敏感性的领导者，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就不太容易接受，会根据以前确立并强烈持有的信念体系采取行动，会有选择地感知与处理正在出现的信息，以便支持或支撑这种以前形成的概念框架，并且会对于替代观点和不同信息不予接受和不予思考。

相比而言，有关综合复杂性（integrative complexity）的文献稍微不同于上文探讨的认知复杂性文献，因为它既聚焦于分化（differentiation，指决策制定者对具有明显差别的一个问题的不同维度加以评价），又聚焦于综合（integration，指政策制定者对于分化的特性所做出的联系），而一般的复杂性文献主要只聚焦于分化（Tetlock，1983）。比如，根据泰特洛克和泰勒（Tetlock & Tyler，1996）的观点，综合复杂性预设了一种辩证法/对立法的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研究者接受对立观点的正当性，然后把这些不同的认知成分整合进一种更高级的秩序综合体中。相比而言，认知复杂性的概念仅仅要求个体对一个主题应该拥有许多不同的观念或者思想，但是并没有要求这些认知成分彼此处在紧张状态之中，或者被组织为更高的秩序模型或知识结构。比如，个体可以通过制造出许多理由，说明他为什么是正确的，而他的对手为什么是错误的，以在认知上获得复杂性；30但是，他在综合性上依然是简单的（Tetlock & Tyler，1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