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声望很高的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派遣来中国调停。由于马歇尔的调停政策在本质上仍没有脱开“扶蒋反共”的旧巢，决定了其调停工作屡屡碰钉子。马歇尔就想起了司徒雷登。1946年7月间，马歇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杜鲁门总统提名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良好声誉以及与中国各方的交往关系，使国共政治谈判不至于陷入死胡同。

当马歇尔突然派人送了一封信来，问他是否愿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他真是大吃一惊！

由于他本人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应该服从美国政府政策的需要，加上提名人又是在美国普遍受人尊敬的马歇尔将军，尽管他舍不得苦心经营的燕京大学，他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帮助马歇尔一起促进国共的政治会谈。

司徒雷登因创办燕京大学，与当时好些中国官员交朋友打交道。他在早期结识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颜惠庆、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军阀阎锡山，后来又与孙传芳、韩复榘、宋哲元、张作霖父子，以及其他在华北地区的党政要人打交道。他还与“基督将军”冯玉祥过从甚密，也和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常有来往。

但给他留下印象最深、来往最多的大概便是蒋介石了。

他是通过孔祥熙的关系结识蒋介石的。在政治倾向上，他是偏向于蒋介石的。他说他很崇敬“委员长和那位能干的夫人”，并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蒋的人”。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成了蒋介石的义务顾问。每次回美国期间，他都经常呼吁美国政府给蒋政权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因而他一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就两次上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商榷。

他曾以大使身份明确地说：“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化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危险，也给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带来影响。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只好继续给予支持（蒋政权），以便帮助中国解决内乱问题。”

这就表明他在解决国共纷争上，一屁股坐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有时，他虽然也说几句督促国民党实行改革的话，更多的是不断地帮蒋介石说情，呼吁美国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当时，经过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已经深知国民党自身的腐败，因而在援助时也强调，只有国民政府实行富有成效的改革，清除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弊病，才能使美国的援助具有意义。但蒋介石在乞求美援时，只是口头上承诺“要改革、国民政府一定要改革”而已；于是，美援不断来，改革却总未见踪影，实在不得已，就搞一点小修小补的表面文章，以作应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使美国当权者痛苦的“黑圈”：美国需要扶持蒋介石政府以维持其在华的利益，而扶持一个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政府又使美国威信丧失、遭受谴责，美国意欲对蒋政权大声棒喝，施加压力，使其实施改革，但又担心共产党与民主进步力量借此推波助澜，反而加速蒋政权的崩溃。美国这种进退两难的政策，使司徒雷登执行起来就感到很尴尬与无可

奈何。

但是，局势发展得太快了！解放军经从1947年夏天发动战略反攻，至1948年底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尽管美援源源不断，但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归于消灭。美国人援助蒋军的这些现代化装备，真是很顺利地就“转运”到了中共的部队那里去了；中共的军队如虎添翼，这就更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美军有的高级将领甚至埋怨说：依现在的情况看，我们与其说是援助与装备蒋介石的部队，还不如说是援助与装备中共的部队！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美国援助蒋介石已经不起什么积极作用了！对于他曾经崇敬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政府，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感到此时的国民党领导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