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工作太久，毛泽东感到有些累了，想要出去散步，看看香山上枝头绽出的新绿。这时秘书送来了急件，他问是什么内容。秘书说，周恩来转来的司徒雷登授意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写来的信。

他说这不急，先放在桌子上吧。

这是4月中旬初的一天中午。毛泽东走出了双清别墅的小院门，这趟走得稍远一点。昨天他曾看见山上只有几棵树绽出了新绿，今天已有好大一片树林的枝头都出了绿芽，显出勃勃的生机。他看着眼前这些绿意，遥想的还是南方。在长江岸边，树叶早就绿了花也开了，我们百万大军都等候在江北岸，只等着一声号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当他散步回到办公室里，才拿起这位名气不小的美国驻华大使给周恩来捎来的信。这是从香港的中共办事处用电报的形式转来的，信是写给周恩来、邓颖超的。在马歇尔使华调停期间，这位司徒大使与马歇尔将军一起，跟周恩来、邓颖超打的交道较多，就老给他俩写信。这已经是第三封了，前两封是在西柏坡的时候收到的。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内容，想跟中共建立联系。

毛泽东也见过这个司徒雷登。那是在抗战刚胜利，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期间，先是在蒋介石的宴会上，此公那时还不是大使，只是大家所称道的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当时初次见面，他曾对司徒雷登寒暄说：“现在在延安有不少你的学生喽。”

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

来延安参加革命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对这个在中国辛勤办教育的美国老人都有所赞誉。说司徒校长不仅传授知识，还跟学生一起上街进行抗日游行，也在北平新街口外铁狮子坟蹲了日本人的监狱。在重庆为他做英文翻译的龚澎也是司徒雷登的学生。于是，毛泽东同意在红岩村设午宴款待这个美国人。他觉得这位美国老人确实算是个中国通，吃饭的时候，不用龚澎做翻译，司徒雷登说的是杭州话，他说的是湘潭话，两人说的都是中国方言。司徒雷登说，在燕京大学有的师生也讲湖南话，我凑合能听得懂。毛泽东说自己素来对教师很尊重，年轻求学时自己读的是师范学校，志愿也是想当老师。他俩从教育谈到时局，都谈到希望战后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让所有的中国青少年都有书读。没想到，在数月之后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看中了司徒雷登，请这位老校长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毛泽东在陕北高原上冷眼观看此事，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位校长出身的美国大使，上任伊始，就往庐山上跑，说明此公的屁股是整个儿地坐在蒋介石一边的。

1948年秋冬，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司徒雷登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位美国大使先生开始给周恩来写信。大使很会动脑筋，递信走的是一条特别的香港渠道，通过在美军延安观察组时与中共高层领导关系甚佳的谢伟思来传信。谢伟思曾经因所谓“通共”罪而被拘捕，在查无确实证据而被释放出来后，安排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做副武官。司徒雷登给周恩来的信都通过谢伟思，在香港转交给中共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乔冠华。

司徒雷登这些信，也是毛泽东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微妙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

来信总归是来信，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美方想与不断取得胜利的中共建立联系。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要求美国使馆随同南迁；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不走，也带动了除苏联以外的各国使馆滞留南京时，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了。他当然了解这位大使先生的目的，是想通过与我们接触，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从援蒋反共，到拒绝国民党提出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再到要主动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不说人家的思想发生了一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