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亨利·朗费罗(Henry W. Longfellow)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这些问题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它同样得益于我几年前的美国之行。当时我正在伊利诺伊州观摩大选，所到之处，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无一不说现任总统的好话，并准备助奥巴马一票之力。这是我在美国现场做的随机民意调查，不是吗？然而，为什么我搜集的民意和美国主流媒体及民意测验中心发布的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现场调查，我的结论是9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奥巴马连任，而其他民调却显示两位候选人平分秋色，甚至罗姆尼在第一轮电视辩论后还暂时领先于奥巴马。

这一落差很快让我警觉起来，我注意到我的抽样出了严重的纰漏。我经常是在公交车站或长途汽车上抛出问题，而这里聚集了大量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来自拉美的少数族裔。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是在奥巴马的客厅里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奥巴马！合理的抽样很重要，同样是关于国民体质的调查，在游泳馆里和在手术台上得出来的数据自有天壤之别。

以上醒悟让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比如说在中国，我经常会在一些聚会上遇到和我意气相投并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对中国该如何转型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共识。但是，倘使我由此得出一个信心满满的结论，以为中国会朝着我们的共识走，那真是异想天开了。因为那些聚会上的共识并非这个国家的共识。难以计数的反对我们的人，并没有出现在那次聚会上。同样，如果在喜欢我的读者当中调查《环球时报》与《自由在高处》哪个更好看，这种抽样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被调查者是一群被我的写作过滤出来的人。

中国未来走向之复杂性远非几个志同道合者坐在一起可以预见或判断的。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局限性，作为时代观察者与思考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你就得不断地离开原有的圈子，走进更广泛的人群，倾听更多的声音，梳理出更多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