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种醒悟带进了我的日本之行。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的了解，我的判断只能来自于我所能够获得的材料，即可能的事实。为此，我必须做到两点：

其一，事实层面。因为我能获得的事实或者材料是有限的，所以我要尽力获得更多的样本，接触日本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所以，在那一百多天里，除了旅日华人，我的访问对象还包括日本的学者、议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皮条客、公务员、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老人、侵略者和被屠杀者的后代、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以及我在审美上完全不能接受的右翼作家和右翼出版人。

注意，有些人的身份可能重叠。就立场而论，他们有的支持日本向右转，有的模棱两可，有的完全反对。无论如何，我相信和他们交流对我思考日本和中日关系是有益的。做完这些功课，剩下的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既要恶补自明治以来与日本相关的书籍，还要去山梨、山形、京都、奈良、大阪、横滨、久里滨、茨城、北海道和冲绳等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所能获得的材料对于了解这个国家而言仍是微乎其微的。

其二，意义层面。既然观察与思考注定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过程，在对日本做判断（为事实赋予意义）时，我更要十分谨慎。事实是事实，意义是意义。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事实，却热衷于生产各自的意义，这既是个人隐性之权力，也是世间纷纭复杂、参差多态之原因。当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那更多是意义层面的事情。如果我想打捞事实层面的东西，我就不能只关注我所垂青的角色（重要的意义素材），还要还原或者扫描整个舞台。

心理学上有个实验很好地解释了我的担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让志愿者看一段打篮球的视频，要求他们数出三位身着白衣者的传球次数，而无需理会三位身着黑衣者。那些人传球时，一个打扮成大猩猩模样的人走进他们中间，面对镜头捶打胸膛，在镜头前停留9秒后退出。视频播完后，一半志愿者回答没有看见“大猩猩”上场。

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心理学家将此现象归咎于“视觉盲视”。简单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事物上时，你会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哪怕它就发生在眼前。

《小王子》里有句经典的话——“只有用心才能看到本质——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无法看到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当我们用心观察某事物时，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看不见——但它们确实真实存在。用心看是追求意义，用眼看是尊重事实。最好的状态是心眼并用，意义不否定事实，事实不代替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