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位是我今天必须着重记录的幅馆卓哉。早先王铮和我提起会见到一位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注释】的老人，说的就是他。下午我走进刘杰的讨论课时幅馆刚刚讲完，正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完全没想到的是，他已经九十岁了。

【注释】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1901年创立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即是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长达四十余年的实地调查。有个说法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了大量的“中国通”，通过大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立体式调查，实际上是为侵略活动作前期准备。日本战败之后东亚同文书院大学被中国接管，原有众多教职员和学生在日本创办了爱知大学。

徐金帮我调了个座位，让我坐到了老人的对面。我这才注意到他桌上放了一本关于汪精卫的书，书里还做了许多笔记和折页。

“幅馆先生，您汉语好，和我说说您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事情吧！”我有点迫不及待。

“我汉语讲得不好，马马虎虎啦。”老人先谦虚了一下，接着和我讲起了他的故事。

“我1924年出生在汉口，在上海长大。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有时候也觉得是第一故乡。如果死了，我愿意魂归中国。不瞒你说，17岁的时候我在上海爱上了一位重庆姑娘。最初她教我中文，经常纠正我的发音，慢慢地我们就恋爱了。她的父母来过上海，知道我们的事情后给我提了一个条件——如果我爱她，就和她一起回重庆。由于当时我还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所以没有答应。日本投降时我很高兴，因为中日交恶的时代终于结束，但她那时候已经不在上海了。”

“您和她后来有联系吗？”

“回日本后我结了婚，几年前妻子过世了。”说到这儿，老人取出装钱的皮夹，里面有他和妻子的合影，“早先我们还和这位重庆姑娘保持通信，后来就断了。其实我最想念的还是重庆姑娘……”

说着说着，老人哭了起来。

不忍老人伤心，我赶紧转换话题。“虽然出生在中国，但作为日本人，1945年后中国人对您有虐待和歧视吗？”我问。

“完全没有！”老人接着说，眼圈有些发红，“关于中国，我什么坏印象都没有。1948年回国之前，我主要是帮国民政府做遣返日本战俘的事情。在我看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伟人。日本人在中国做了太多的恶事，需要用两百代来还。我曾经很多次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心里很痛苦。过去日本人打中国人，都以为中国人不会疼……”

老人又哭了起来。（唉，记到这里，我竟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中国人是我的恩人。小时候做了错事，我的中国奶妈会打我屁股，我妈看见了也不会管。那时候我真觉得我就是中国母亲养的孩子。1994年我还回去找过奶妈一趟，当时她已经过世，我搂着她的儿子痛哭了一场……”

聊到快十点，大家各自散去。我和幅馆卓哉先生一起从高田马场站坐JR线回家，他要在新宿转车到郊外的调布市。我本想送老人到出站口，他却执意不让，并将我送回车厢，然后退到站台毕恭毕敬地看着我。待地铁终于重新启动，他突然脱下帽子，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承认，那一刻我完全乱了方寸。虽说这是日本人送行时常用的礼节，但这毕竟是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在这样的夜晚站在那里只为等着给我鞠一躬再走，实在让我难以承受。而在我的内心也有一个声音：“抽时间再去看望幅馆老人吧！他一定还有很多话想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