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一上午日语，下午去早稻田大学找刘杰教授。三点半左右，王铮在大隈纪念讲堂前接到我。王铮是刘杰的博士，毕业后在东京开了家公司。他带我先去学校附近的春山庄公园，那里有不少河津樱和腊梅，据说晚上还能看到萤火虫。萤火虫，多么神奇的物种。自从我背井离乡，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它们了。即使夏日偶尔回到江南乡下，好像也未再遇着。

春山庄公园与早稻田大学之间有一条河叫神田川，河道虽然不阔，看起来却像是天堑深渊。想起这几天下雨时在东大附近听到下水道哗哗作响的声音，感觉里面有地下河道一般。这样的东京，怎么可能像北京那样在雨天路面积水数尺甚至淹死人呢？

快下课时，我们来到刘杰的课堂。不巧他晚上有同学聚会，未能多谈。按计划我和王铮等七八人到高田马场的一家居酒屋聚餐。晚间新认识的几个人，颇有些意思。

第一位是北京大学来早稻田大学交换的博士生，此前本、硕他都在日本做过交换生。不过他的发言让在座的很多人包括我都没法接受或理解。比如：“本来我可以同时攻读早稻田大学的博士，但我不想拿日本的博士。你知道现在中日关系不是太好，这对于我将来借调到中央单位可能会有影响。”“即使当年土改杀了两百万人，从效果来看总还是好的。”这位仁兄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我注意到他和大家有些气场不和。而当他说出上面有关土改的那句话时，我只好把头偏到一边看居酒屋里的大和抚子【注释】了。

【注释】大和抚子在日本被用来指代柔和清雅的美女。

第二位是驻日大使馆广报部的三等秘书官徐金，他平时负责与日本媒体接触。“《朝日新闻》是反对修宪的，和站在政府一边的《读卖新闻》相比，处境要艰难一些。”徐金说自己每天坚持看四小时的书，“不想混日子”。他读过我写的《重新发现社会》，赞同中国社会需要有所发展。至于国际关系，在他看来中国外交的最大问题是“总是留有余地”，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张，所以处处被动。

第三位是早稻田大学的助教岛田大辅。他随手带了一本太田宇之助的《中国と共に五十年》（与中国的五十年）。1983年，为促进中日友好，太田宇之助将自家的土地捐给东京，并由政府在这块地皮上建造了留学生宿舍（即现在的太田纪念馆）。太田纪念馆此前只对北京留学生开放，2002年以后开始对亚洲其他城市留学生开放。徐金说最近他正在处理这件事，因为它有违太田宇之助的遗愿，应改回只招收北京或中国留学生。太田宇之助曾经是《朝日新闻》的记者，为表示中日友好，特地给女儿取名“晔”字。据说为了让中国学生能够笑口常开，他还置了一块匾在留学生宿舍，上面刻着“微笑”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