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国家主义者。这个细节让我想起国内的一位自由主义同乡，这些年中他发生了类似转变。早先大谈自由，如今却为时人“误会”希特勒而痛心疾首了。

据说菊池宽之所以创办《文艺春秋》是因为厌烦了对出版商和编辑的妥协，因此想自己有个平台写自己的话。最初他标榜“纯文学”和自由主义，也的确获得了成功。不过和许多自由派一样，在日本转向军国主义后，他也开始发表大量军国主义言论。从1937年开始，菊池宽作为文人代表三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带领22名作家到前线从军，此即所谓的“笔部队”；第二次是到南京、徐州一带视察战况，采写《西住战车长传》；第三次是参加汪日政权成立大典。此外，菊池宽还多次以领导身份积极参加军部策划的“大后方文艺运动”、“日本文学报国会”、“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等为侵略战争歌功颂德、摇旗呐喊的活动。1947年10月，占领军总司令部发出追放【注释】菊池宽的命令，而菊池宽抗议道：“我虽然不赞成战争，但一经开战，尽全力不使其失败乃天经地义。追放我这样的自由分子实在荒唐。”次年3月的一天，菊池宽在家里开Party祝贺自己大病初愈时心脏病发作，不治而亡。人生不可预测啊！

【注释】追放，语出《孟子·尽心下》，意指追逐放逸之兽。这里特指盟军总部公布的公职追放令，即禁止日本战犯在战后出任公职。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加大了对媒体的控制，《文艺春秋》曾被迫于1944年停刊。为什么菊池宽会为一个关闭其杂志的国家而战？他曾说“恋爱是一种疾病”，那么爱国呢？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智子、富坂聪和出版社的编辑来办公室找我。在智子向他们介绍我的书在中国的销量后，《文艺春秋》的编辑大概是觉得冷落了我，对我加倍热情起来。

智子和我说，富坂聪经常在日本媒体里抛头露面谈中国问题。对于中国的态度相对强硬，也因此和许多右翼团体比较熟悉。我说这对我不是坏事，我来日本想了解各种人，我不介意他们的观点是什么，重要的是首先要有所了解，并且知道他们的观点所为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