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02-15

觉罗乌尔通阿的《居官日省录》中有这样两段话：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乔立君主编：《官箴》，549页）

盖国家廉俸有常，人念奢侈无度。金樽玉斝，器必精工；细葛轻裘，服必华丽；脂车秣马，壮我观瞻；食美饮甘，遂我哺啜。甚至娇婢娈童，一呼百喏。穷奢极欲，取给无门。由是百计搜求，贪得无厌，势不能不籍下民之脂膏，以供骄奢淫逸之念，其流毒可胜言耶？（同上书，548页）

《平平言》的作者方大湜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

俭以养廉，老生常谈也。其理，却至当不易。……若习为奢华，饮食、衣服、车马、器皿、玩好等项，件件讲究，所出之数浮于所入，势必缺用。缺用不已，势必借债。借债不已，势必贪赃。（同上书，598页）

封建君主也常常用这个道理告诫大小官员们。嘉庆皇帝在一个谕旨中指出，那些因贪黩而“身罹重罪”的高官，“如蛾投火，实堪悲悼。推原其故，总由恣情糜费，日事奢华，以致廉俸所入，不足供其挥霍，因而败检逾闲，多方婪索。伊等岂不知得受赃款，律有明条，而利令智昏，遂自蹈重谴而不顾”（《清仁宗实录》，卷75）。

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代官场的侈靡之风，不说愈演愈烈，至少也是经久不衰。这种状况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说到底，是一个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封建政权，对掌握着巨大权力的官员们，不可能存在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本就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以攫取政治权力作为个人飞黄腾达手段的人，一旦头戴乌纱，手握重权，就立即安富尊荣，穷奢极侈，整日里锦衣玉食，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以官场为享福之地，借临民为行乐之方”。而为了满足这些无休止的欲念，就必定要巧取豪夺，苛征暴敛，贿赂公行，残民以逞。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侈靡的追求是难有止境的。一旦身涉浮华，就会得陇望蜀，贪多务得，久而久之，则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如有人所生动描述的：“侈靡之为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继乃常然，久且习为固然，而忘其所以然。”（汪祖辉：《学治臆说》）到那个时候，“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再没有回头路可走。明知长此以往，终不免身败名裂，但欲壑难填，利令智昏，自然也就不惜以身试法了。

官场上的一些陋习，也常常成为助长侈靡之风的温床。例如讲排场的风气，就是如此：“仕途中有种习气，俗谓排场，亦曰讲款。如衣服合时，进退中度，仆从都秀，饮馔佳良，器皿精工，轿伞齐整，应对便给，书札殷勤，皆所谓排场也。”（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屏恶》）在这种风气下，不讲排场，似乎就有失身份，反而成了官员中的另类；而竞尚奢华，也就成了官场的一种潜规则。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社会风气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一旦某种陋习形成了风气，往往能够造成积非成是、以丑为美的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