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喜欢听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在别人的吹捧面前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另一种是对上司望风希旨，投其所好，奴颜婢膝，迎合趋承。这两种情况，都会对执法理政产生很坏的影响。

在封建时代，一旦跨入仕途，立即高踞人上，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老爷，权势显赫，威风八面。所以，“居官时不患无谀词，而患无规语。民即怨诅，不遽入耳”（汪祖辉：《学治臆说》）。官员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很容易听到谀谄之词，却很难听到规劝和批评的话，老百姓即使有对你抱怨甚至诅咒的语言，也不会一下子传进你的耳朵里。当一个人被种种谀词所包围，并且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时，就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有的书作了这样的分析：“居官之人，身处民上，一令百从，谀言日至。自视地位高于人，才识无不高于人，自是之见渐习渐惯，其尚能低首下心，勤学好问也哉？趾高气扬，非独办事乖错，必贻民物之忧。即终身才识，亦以一得自阻矣。吁，可畏哉！”（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6）这段话对好谀之害，揭露得入木三分，可谓鞭辟入里。一个缺乏自觉的人，在谀言的浸淫下，就会自我膨胀，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官位高了，学问才识也会水涨船高，无不高人一等，于是自以为是，趾高气扬，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这样，不但办事常常出错，个人也必然故步自封，闭塞了增长才智的通道。

问题远不止此。好谀之人，往往会失去对人对事的是非好恶的准确判断力。对那些巧言令色、希恩固宠之流，视之为心腹，倚之为亲信，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而对那些敢于犯颜直言，讲一点真话甚至逆耳之言的人，则不惬于心，怒形于色，甚至深恶痛绝。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谄媚之徒飞扬跋扈，正直之士缄口不语。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歪风盛行，正气不申。这样的政治环境，必然使谗言佞语乘虚而入，招摇过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闻谤而怒者，谗之囮也；见谀而喜者，佞之媒也。谗言之入，起于好谀。”（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56页）

喜欢下属吹捧的人，面对上司，也必定是“趋跄跪拜，迎合谄媚”，“诳语支吾”，“唯诺随人”。他们的处事原则是“善事上官，不恤民瘼”（同上书，127页）。只要把上司伺候好了，老百姓的疾苦是不必放在心上的。这样的人最善于揣摩。“仕途恶习，不讲实在是非，惟以私心摹拟。”“全以私心揣测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扬之公泯，劝戒之意不昭矣。”“况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计。奔竞钻营，无所不至，其有关吏治风俗，人品心术，殊非浅鲜。”（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卷1）陈宏谋《学仕遗规补编》对这种人有这样的描写：“萎靡不振，悦谀成风。上官曰是，彼亦曰是；上官曰非，彼亦曰非。迨其后事势乖违，民怨沸腾，彼则曰此上官之意，非距心所得为也。其居心之险，大非事上之敬。”（卷3）对这样的人来说，个人私利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准绳。为了讨好上司，就一切看上司的脸色行事。上司说黑，决不说白；上司说东，决不说西。粉饰现实，掩盖矛盾。只要能使自己仕途腾达，施政得失，民意好恶，统统可以置之脑后。一旦事情搞砸了，“事势乖违，民怨沸腾”，就立即表示这都是“上官之意”，把所有责任推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