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我们在您的文学作品里，经常会体会到一种颠沛流离之感，又有贵族之气，还有贵族没落之后的悲凉，这一定和后来的战乱、整个家庭的兴衰有关系？ 

白先勇：这个很有关系。你看我1949年离开大陆，那时候在我们来说，这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国家的历史还有自己的家庭都改变了很多。那时我是十几岁的小孩，那种童年的感受也很深。

许戈辉：这种变化给您的印象最深的，是物质生活上的变化，还是心理上的落差？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让您印象深刻的某个故事？

白先勇：我想两个都有。我们在抗战后去了南京和上海，南京是六朝金粉古都，上海是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我们都看到了。一到台北，台北那时候是一个相当落后、还没有开发的城市，落差很大。这种历史的沧桑感，那个年纪也很能够感受到。

整个少年时代，白先勇一直在漂泊。六岁在桂林上小学，七岁到重庆，又因肺病辍学，八岁到南京，九岁到上海，十二岁到香港读初中，十五岁到台湾读高中……以至于青少年时代的他，对用油布打背包熟练得很，因为被褥不好买，一定得随身带。

少年时的他敏锐地从家人脸上捕捉到了因时局动荡带来的焦虑，父亲的长年不在家更增添了气氛的紧张。家族由母亲统领着，从上海到南京、到汉口、到广州，频繁迁徙、辗转、四散，他也最终在1949年9月的一个夜里，于驰往香港的轮船上，将正在天翻地覆着的大陆内地抛在了身后。

1952年，独自留在香港读书的白先勇去往台北，与父母团聚。

在台湾的日子很辛苦，即使身为高官之子，他也“住过木板房”，家周围都是石子路。经常性地遭遇台风、地震，更让他无比怀念幼年时住过的山清水秀的桂林，也无比怀念曾见过的南京和上海的旖旎、繁华。但无论如何，在台湾，日子总算安定下来了。 

许戈辉：您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历史的缩影，但是让我体会最深的，是您笔下的那些女性。您的女性里，有像玉卿嫂这样本来很美但最后结局很惨的，也有像尹雪艳、金大班那种很风尘的女子，那么在您眼中，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白先勇：我想，我写的大部分女性，对她们的一生来说，爱情很重要。像玉卿嫂，为情而死；不光为情而死，她失落以后还把她的爱人也杀死了，同归于尽，她有那种激情。像金大班，虽然她是一个风尘女人，可是在她最隐秘的那个世界里，有一段自己觉得最珍贵的、非常纯洁的爱情，那是她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可能对女性来讲，我想爱情在她们一生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写的那些男性也有这样的，像有一篇叫做《花桥荣记》，讲一个在台湾的小学老师，他在大陆时有一段恋情，是他中学时的爱人，一个和他订过婚的女孩子，他对她也是念念不忘。

我想可能那些爱情在某方面，不光是对个人情感的追忆，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对过去、对一些美好生活的一种回忆、一种执着。

许戈辉：我觉得您描绘的爱情里，总是充斥着一种绝望的情绪……

白先勇：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些人都在颠沛流离中，那些身不由己的爱情故事都没有圆满的结局。我想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永恒的爱情也几乎是一种神话。当然，有些人结了婚以后感情也很好，可是不是笔下那种浪漫的爱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