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真正在眷村住过，他却会被这些故事感动；尽管是自己编排、导演的戏，他仍每次看都会热泪盈眶好几次，甚至在一些动人处也会又哭又笑。当然他也不会放过另一位编导王伟忠的反应，有时候偷偷瞄过去，会看到对方也在流泪。王伟忠的姐姐更是表现夸张，看完演出后她跑到后台紧紧抱住扮演老赵的屈中恒，大哭着说你就是我爸爸（老赵以王伟忠的父亲为原型）。

这部剧在台湾观众中引起了相当高的共鸣，到后来很多人已是多次前来观看，以至于每次大幕刚刚拉开、音乐刚刚响起，台下便有隐约的啜泣声。在大陆，观众的反应同样真挚而热烈，虽然那并非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却仍能懂得一切应有的欢笑、悲伤和感动；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响起时，观众们纷纷流下泪水，甚至有人和台上一起吟唱。

为了照顾大陆观众的情绪，这部戏在登陆大陆的时候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把台词中的“共匪”改称“匪谍”；有一幕戏需要升起并展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到大陆后也改成了只是升起一面皱巴巴的旗帜，没有展开。然而实际的演出中，当这面被设定为一直由抗日老兵背下来的旗帜缓缓升起时，大陆观众在短暂的迟疑后，仍然报以热烈的掌声。毕竟，政治上的隔阂并不会成为情感交流上永恒的障碍。

许戈辉：但无论是历史大背景，还是这种很难抹去的恋乡情结，似乎都不会让人产生好笑的感觉。

赖声川：是，所以大部分所谓表现眷村过去的文学或是记录都会比较偏重苦的一面，还有感怀、伤感，地方很狭窄、人回不了家、经济条件很差等等。但可能是我的个性加上王伟忠本人的个性，我们就想来偏重欢乐的一面，因为既然它的基调已经那么悲苦，那我们在这个基调上做一些有趣的事，你就真的会看到，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这些小人物怎样奋斗来生存下去。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温馨，也不需要带着观众越来越深入到一种悲苦中，这不是我的任务。

我们来看这段50多年的历史：1949年大陆人到了台湾，成为外省人、眷村人，其实这里面有太多故事大陆的朋友不了解、不知道，因为大陆的朋友看到的画面是1949年你走了，40年后，1988年你回来了。回来的都是西装笔挺，带着三大件、五小件这些礼物去返乡，因为终于可以回家了。在这个情况下，大陆的朋友会说，台湾真的是富裕了，多么好；可是他不知道，可能这个老军人的西装是借来的，或者他是借钱来买电视机送到家乡的。他不知道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宝岛一村》会填满这段在大家心目中其实是空白的历史。

许戈辉：这些故事在王伟忠给你讲之前你知道吗？

赖声川：我知道。其实眷村跟我很接近，虽然我不在眷村长大，但我们那个时代应该说是眷村最发达的时代，大部分眷村第二代都差不多是我跟王伟忠这个年龄的。我们非常容易沟通，我整个的对故事的处理，他也几乎没有任何意见。

一开始王伟忠说“很好”，赖声川以为他只是在客气，后来才真的明白王伟忠对他的满意。排戏的时候王伟忠也会时常过来探看，却很少出言指点，只偶尔在一些细节上提供一点意见，帮助演员捕捉时代的特征。

比如他会告诉“二毛”，那时候的年轻人常会有这样的小动作：在衬衫下摆打结，并不断往上提裙子，而旁边也势必伴随妈妈的喝骂。他还会学当年的小太保、太妹们讲话给演员看。他对一切如数家珍，毕竟这都是他家及他周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