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其实你关注眷村这个话题也不是第一次，那这部戏，纵向比起你以往的作品，横向比起其他人的作品到底有什么不同？

赖声川：我其实在1985年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中已经有一段类似关于眷村的表述，叫做“电视与我”，讲一个单身汉买了一台电视，但最后他已经没办法住在家里。这是类似眷村但没有说它是眷村的，然后1989年的《这夜，谁来说相声？》里有一大段是讲眷村的，那段很多人还会背，在马路上很多人抓住我就会背那段，因为很好玩。

这两段都用相声的方式在讲，当然很幽默；用幽默的方式来说一个其实蛮悲苦的故事，其实我本来就在做这样的事情。而《宝岛一村》的关键在于，这时候眷村在台湾已经拆得差不多了，这些作为形体的房子已经快没有了，所以它在这个时候出现可能有它另外一种意义，比起其他的眷村文学或电影，它好像是看眷村的最后一眼，看完眷村就没了。

在这样一种感觉下，可能观众也会感受到一种急迫性，他们要多了解这件事。现在在台湾，很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已经不了解眷村了，因为他已经看不见它们了，他的生命中已经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他家人不是出自眷村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时间还应该再早个两年，那样的话可能更多眷村第一代还能够看到，这倒是我跟伟忠都蛮感叹的。

许戈辉：这部戏比较容易的地方，可能是很多演员本身就是眷村的后代。

赖声川：是，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因为很多都是眷村子弟，所以他们就在演给自己看，演给家人看，演给世界看，让世界看到我家是这样的。他们有一种荣誉感，这个东西他会带到戏中、带到舞台上，其他的演员会被他感染。

 这部戏勾起了很多演员自己的回忆。郎祖筠讲述了自己父亲的故事，当年他要跟着国民党撤退，却被母亲关在家里不许外出，无奈之下只好骗母亲说“出去买个东西”，从此便一去40年。等他再次回到母亲跟前时，80多岁的母亲拄着拐杖问他：“40年，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回来给我？”一句话问得他涕泗横流。

万芳则想起了多年前某个夜里父亲的背影。她清楚地记得，那是她第一次看见从未哭过的父亲嚎啕大哭，因为那一天他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那个逆光的颤抖背影在年幼的万芳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参演这部戏也让她终究理解了为何父亲总喜欢在每道菜里都放点糖，因为那是家乡的味道。

排戏让大家体会到的也不仅仅是感伤。在后台，演员们像小时候在眷村里互相串门一样，频繁地在各个化妆间来回串门，吃饭时则各自端出饭菜与大家共享，仿佛时光倒流，他们回到了童年，而舞台上的眷村也一下子从“大人的难民营”变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这些交流让演员们感受到“眷村文化”的真谛，然而语言问题却是非得下死功夫不可的。万芳扮演的朱太太是个地道的本省人，她本人却并不太会说闽南语，只好多多向他人求教。

最大的困难出现在大陆公演期间。角色来自大陆各省，演员们自然操着各地方言，这口方言要接受大陆各地观众的“检阅”，实在让演员和导演都有点紧张。在上海公演时，扮演来自上海的周先生的宋少卿便时常出入于上海的街弄里，仔细聆听当地人的言谈举止，模仿他们的发音和神态，以期更像个真正的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