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到19世纪，几乎所有的战略家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思想，除极少数的例外，也都是在军事范围之内。严格说来，应称之为军事思想，而并未达到所谓战略思想的境界。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此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不仅已有少数文人战略家（civilian strategist）出现，而且他们在思想上也都已经超出军事的层次而进入大战略的境界。这些文人之中包括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在内，尽管他们可能并不以战略家自居，但我们仍应将他们列入西方战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

作者常对大战略观念作下述的简单解释：大战略的理想是长治久安，大战略家的任务是深谋远虑。必须深谋远虑，始能长治久安。但真正的深谋远虑又谈何容易，所以长治久安也就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国历史中，只有周公可以算是第一位可考的大战略家。而在西方近代史中，只有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达到深谋远虑的水准，并接近长治久安的理想。

我国孟子曾经说过：“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暗示即令没有强大的权力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也一样能够达到创业建国的目标。反而言之，若缺乏智慧和意志，则即令有很好的权力基础，结果也还是有失败的可能。俾斯麦的一生事业对于上述的观点可以提供极佳的例证。

1861年，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在其兄死后继承普鲁士王位。他是一位标准军人，对一切问题都用军事眼光来衡量。其最重要助手即为军政部长罗恩（von Roon）。不久，他的政策就与崇尚民主自由的国会发生冲突，国王甚至于有被迫退位的危险。罗恩与俾斯麦本为知交，并一向钦佩其性格和理想，现在就想到也许只有俾斯麦才能使普鲁士渡过难关，遂力劝威廉一世任俾斯麦为首相。此时俾斯麦46岁，正在巴黎任外交代表。在两通急电之下，奉召回国。威廉一世与其晤谈后，立即打消退位念头，并决定把国事完全委托给他负责，此为俾斯麦执政的开始。中外历史中常有类似的佳话：俾斯麦很像管仲，而罗恩则不愧为鲍叔。

俾斯麦开始当国时，普鲁士不过是一个中等国家，而且同时面临内忧外患的威胁。但诚如薄富尔在其《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伟大的战略家必须有在一举之下即能将其全部矛盾完全解决的本领。俾斯麦对于这一点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示范。从一般人眼中看来，安内与攘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但俾斯麦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二者不但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因为当时日耳曼人所要求的不仅为立宪政体，而且还有民族统一，所以，他就引导民意去追求后者，于是也就无形地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危机。简言之，他是以攘外为手段来达到安内的目的。

当国内情况略为安定之后，俾斯麦即开始运用其外交手段来为尔后的战略奠定基础。他的运用极有弹性，因利乘便，不受任何传统思想的牵制。孙子说：“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俾斯麦是否读过《孙子》虽无可考，但其思想与孙子暗合则毫无疑问。他一方面阻止奥国取得对日耳曼民族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则加强与俄国的合作。其整个战略构想是隐忍以待时，藏器以待用。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