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私语》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童言无忌》

5

子静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里，回到那鸦片香的世界。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家里到处都留下姐姐的痕迹，可是他再也不能同姐姐生活在一处了。他只有游荡在这房子里，靠着从前的记忆过活——他过早地老了，十七八岁已经开始回忆；他又从来没有长大过，始终都是那个踢足球的沉默小男孩——成长期早已结束了，可是创伤却一直在成长。

听到收音机里播音乐，他就想起1934年6月，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热映，收音机里天天都播着它的主题曲，人人都会唱了，可是后母雇的一个小丫头小胖怎么也学不会。暑假时，姐姐每天一早起来就要练钢琴，大概是练基本功练烦了，就想起要弹着钢琴教小胖唱歌，便是这首主题曲。可是教来教去教不会，只是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就教了整个上午，把父亲和后母吵醒了，挨了一顿骂，从此不许姐姐在早上练琴——现在想起来，那《渔光曲》的旋律仿佛还响在耳边呢。而姐姐坐在钢琴边弹琴边教小胖唱歌的样子也是这样地清晰，如在眼前。

姐姐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也很会唱歌，很小时便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而他一句也学不会；姐姐还缠着教他古书的朱先生说苏白，朱先生六十多岁，待人很亲切，也很喜欢姐姐，依着她的要求用苏州话念了一段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姐姐还不过瘾，专门挑出妓女同打上门来找丈夫的夫人吵架的一段让读，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嗓子学女腔读给她听，逗得姐弟俩笑得差点滚到地上去。姐姐那时真是很任性的。

姐姐的任性尤其表现在看电影上。看电影是她一个很大的爱好，仅次于看小说，她订阅了许多电影刊物。她喜欢葛丽泰·嘉宝，像一般的八卦影迷那样，既欣赏她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还喜欢加利·古柏，秀兰·邓波儿，费雯丽；中国的则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那时有声电影刚刚起步，1930年阮玲玉在《野草闲花》中第一次开口唱歌，姐姐立即便学会了；1931年胡蝶在《歌女红牡丹》里开口说了大段对白，姐姐也可以朗朗上口，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有一次姐弟俩去杭州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第二天，报纸上说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电影院上映，姐姐立刻就要赶回上海去看，怎么劝也不行，于是他只得陪着她坐火车去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他的头痛得要命，姐姐却得意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现在姐姐不在身边，他连看电影的心情也没有了，因为不能不想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