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Kahneman）率先将这种倾向界定为认知偏见（他们简单地称之为“框架偏见”[framing bias]），也就是决策者对和某个决定相关的行为、结果和偶然性的认知。思维框架一部分取决于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另一部分取决于决策者的行为规范、习惯和个性。

艾德和奈德“当场”做出了决定，固定的思维框架让他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作出了判断（为此，我们还是原谅他们吧）。如果我们能深入观察他们的意识，就会发现更深层的内在思维框架。“预设框架”（preframing）或许能更好地描述这种思维框架。

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山姆·基恩（Sam Keen）讲过他父母是怎么给他和哥哥“贴标签”的。山姆哥哥从小就是个机械天才，不到六岁就能把一台割草机拆开然后重新组合起来。父母逢人就说他是天生的工程师，是机械界的奇迹。与哥哥比起来，山姆则“为人敏感，善于思考”，没有出众的机械天赋。父母经常对山姆和别人说，他们兄弟俩截然不同。临近高中毕业时，山姆不确定自己是该上大学还是上技校，便去做了个职业测验，看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测验结束后，山姆需要和一位职业导师探讨自己的前途。导师告诉他，他各方面成绩都不错，在机械方面特别有天赋。山姆觉得难以置信：“啊，你一定是把测试结果搞错了。那应该是我哥哥才对。”

基恩的故事展示了思维框架与“确定感”之间的神秘联系：它在我们头脑中发挥作用，就像别人给我们写好的剧本一样。它对我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我们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当然，思维框架也会受到外界的影响。目前有大量关于媒介影响思维框架的研究，特别是处理敏感问题时媒介的影响。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做过一个经典研究，证明了不同表述方式是如何影响思维框架的。接下来，我会重现这个研究。想一想，如果你是被试，你会怎么回应。

你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现在，一个人口六百的小镇爆发了名为“亚细亚流感”的致命疾病。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那里的人都会死掉。有人提出了两套不同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其中二百人会得救。

方案二，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所有人都会得救，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一个人也救不了。

你会选择哪种？

然后，另一个专家提供了两套新方案：

方案三，其中四百人会死。

方案四，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没有人会死，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有六百人会死。

你会选择哪种？

前两套方案中，被试有72%选择了方案一。后两套方案中，被试有78%选择了方案四。我相信，你肯定注意到了，其实方案一和方案三是一样的，方案二和方案四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表述方式。第一种表述得到了72%的支持，意思完全相同的第二种表述只得到了22%的支持。当思维框架开始影响我们做判断时，实际内容对我们影响就会变得微乎其微了。无论我们能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都是事实。

至于艾德和奈德的故事，我们得出的结论很有讽刺意味：最佳选择是让小偷逃跑，然后叫警察——这正是我当时做的事。不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艾德和奈德是在情急之中作出选择的，这多少能为他们的行为找个借口。但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不在紧急情况下思维框架也能让人把事办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