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到亚洲某国出差，空出了一天可以游览景点。我最想去的是某个著名景点。与我同行的是在该国住了很多年的美国人马克（Mark），他不但熟知该国的各种习俗，还能说一口纯正的当地话。对我来说，这真是走运。在我的整个出差过程中，他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方式和当地人交流，哪些事千万不能做，哪些事不该凭我在美国的经验做判断。

他千叮咛万嘱咐的一件事是，在经过街边小摊的时候，千万别碰自己不打算买的东西。这在美国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地小贩看来，你碰了摊上的东西就意味着你一定会买点什么。我觉得这个“规矩”很荒唐：要是不让我先拿起来看看，我怎么知道自己要不要这个东西？但马克说：“相信我吧，别这么做就行了。”

一路上都有小贩在卖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看到了一样自己很感兴趣的东西——带毛皮护耳的棉军帽，便朝那个小摊走了过去。这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帽子嘛，肯定要先戴上看看合不合适，再说买还是不买。所以，我把同伴的劝告置之脑后，拿起一顶帽子戴上试了试。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摘下来，放回了摊上。

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两个小贩就绕过摊子站在了我身后。其中一个人把我刚才试戴过的帽子塞回我手里，用很坚决的语气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虽然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毫无疑问，他是要我买下这顶帽子。我微笑着摇摇头，努力摆出一副“我是老外我听不懂啊”的天真表情，把帽子塞了回去。另一个小贩则很不客气地直接把帽子扣我头上了。我赶紧把帽子摘下来放回去，但马上又被扣上了。终于，马克发现了我的窘境，赶紧跑过来和人解释，但两个小贩始终不依不饶。最后，直到我们跑到长城景区的出口附近，他们才作罢。

我在这个例子中显示的思维框架缺陷和艾德、奈德的不太一样——我在事前已经得到了确切可信的警告，知道某种做法肯定会惹麻烦；而且，我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的行动。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完全根据自己狭窄的思维框架做了判断。

心理学家凯斯·E·斯坦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和理查德·F·韦斯特（Richard F. West）的研究显示，我犯的错误就是所谓的“探索性无视”（heuristic override）。从心理学方面来看，无论我们的大脑是否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我们在遇到问题时，特别是遇到我们不熟悉的问题时，总是更喜欢自行探索。探索性对人类进步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在我们需要比内心倾向更可靠的外在知识帮助的时候，它也经常把我们领进死胡同。

斯坦诺维奇和韦斯特这样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当探索性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探索性偏见”（heuristic bias）的俘虏。要想理解“探索性偏见”，可以设想我们拥有一本手册，里面写满了一开始就有的守则和后来增添的守则，你随身携带这本手册并经常参考它。然而，这本手册有两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其中很多守则看上去似乎是绝对无可置疑的，而且也是对所有场合都适用的（事实上却都不是）。不幸的是，它几乎从不提守则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于是你发现，自己经常会纠结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一件事。你越质疑守则，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大脑就越恐慌。于是，你就更倾向于服从守则。这会让你的大脑高兴，但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在我的这个例子中，我拒绝了同伴给予的意见，用自己固有的狭隘思维面对小贩。我听从了自己手册中的一个守则：不要相信与自己经验不符的建议。我觉得自己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结果却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我们会在本章结尾处对探索性偏见进行更多探讨。现在，让我们暂时远离思维框架和探索性的研究，回到古代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