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示暴力的降低趋势之后，平克的第二项工作就是设法说明这些趋势的原因。在这方面， 他特别强调，他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也不假定人性在历史上有过明显的变化、改善。  他认为，人性中间有一些动机会促使人向恶（他称之为“心魔”），但也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为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称之为“善良的天使”）。至于实际上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使人倾向于暴力还是倾向于利他与合作，则往往取决于环境因素的触发。所以平克在解释几千年来暴力减少的原因时，完全不诉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内在因素，而是寻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几种社会、经济、制度性的外在推力。（他举出五项外在于人性之善恶的因素：利维坦国家、贸易、女性化、都市化以及运用理性。）这个基本的方法论取向，可能更接近今天“着重制度，少谈心性”的现代想法。

如今本书的中译本问世，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正好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历史观，来对照检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暴力与苦痛的态度，检讨社会、人心中或隐或显的价值观。中国的历史不见得比别人血腥，中国文化也并不特别崇尚武力与残暴，更鲜见宗教迫害与殖民侵略。不过，传统中国绝对不是传说中的“礼仪之邦”。面对四邻异族，面对争夺权位的对手，面对社会上属于“卑”的等级，面对异端邪说、违法乱纪之徒，华夏体制不见得心慈手软。而每当体制崩溃，草民反抗，“万家墨面没蒿莱”，则往往带来血流成河的报复与镇压之循环。中国历史应该也有它的进步故事，只是这一页还有待史家的抽丝剥茧（而且里头总有一只被煮死的蚕蛹）。

平克在书中指出，从古代到近代初期，某种“国家”形式的政治掌权者坐镇大局，加上一般生活方式的“文明化”，这是促成暴力降低的两项主要历史动力。他没有特别注意中国的历史，不过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可能远比世界其他地区都更为先进与发达，故此应该也有相应的降低暴力的效应。但到了近代与现代的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触发了一场“人道主义革命”，把人道、人权以及对于他者的包容，对于弱者的同情关注，逐渐摆放到人们道德意识的核心位置，由此开启了至今仍然以各种“权利”为名进行的思想革命与社会改革。但是在中国，“启蒙”的诉求虽不断有人提出，却好像并不容易看到类似的道德意识大变动。近代中国人饱受暴力欺凌、家国苦难、社会政治制度的迫害，以及现实生活的种种折磨，却始终不曾有意识地把暴力的降低、苦痛的减少当作独立而自成一格的道德价值看待。中国的文化与人心也强调恻隐与怜悯，不过在我们的道德观中，它们基本上属于个人修养的一部分，并没有被视为道德思考的根本原则，更不曾成为社会伦理与公共规范的基础性价值。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人普遍忧虑于侵蚀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在日常生活中，为己的私利与对人的权力似乎变成了驱动整个社会运作的关键性力量，淡漠与冷酷则构成了个人自我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在政府与民间举办的不少“道德状况调查”中，频繁见到“道德素质下降”“道德规范崩溃”之类的字眼。不过，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中国近代的“道德危机”由来已久，从19世纪末叶开始即接连不断，至少包括了清季民初的儒家道德秩序崩溃，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热潮，将此前甫告萌芽的人文主义道德秧苗冲刷殆尽。百余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与失望，难免滋生犬儒心态和虚无主义。面对这样残破贫瘠的历史遗产，加上生活经验早已教导我们不能信任制度，更不可以信任他人，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必然只会徒具形式，不太可能取得真实的生命。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所熟悉的各种“道德重建”的努力，通常只能停留在口号的层次，不容易产生具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