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同时也是一种“沉默的政治学”。他的作品有时是以一种空前的勇气，突击到现实生活中的危险地段，而且发出尖锐的批判之声；另一方面，他又以不断膨胀的话语泡沫，来掩盖其真实意图。只有在这些让人不胜其烦的聒噪声中，莫言才敢大声说话，并说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不公的愤怒。这个不停地吐露泡沫的螃蟹，偶尔露出他那对有力的大螯，构成对现实的抗议和威胁。

人们往往一般性地谈论文学应该干预政治，文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等等。然而，文学应该如何干预政治，则语焉不详。比起作品来，人们更爱看诺奖得主的受奖演说辞——那里面，作家往往更加直截了当地表明文学立场，文学应该如何如何，云云，而缺乏阅读文学作品本身的耐心。

事实上，莫言文学的政治性是显而易见的。莫言自己也宣称，他的文学大于政治，很显然，他在提醒读者，不应该将文学的政治性与政治本身等同和替换。莫言文学的政治性，即是在他的话语世界里，颠覆现实中的政治秩序。莫言的这一政治批判的惯用手段即是“戏仿”。戏仿的修辞规则是游戏性的，这是莫言小说最重要的文体方式之一。戏谑的言辞、动作和仪式，构成了制度化话语方式的严肃性的反面。戏仿文本以一种与母本相似的形态出现，却赋予它一个否定性的本质。它模拟对象话语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严肃外表，同时又故意暴露这个外表的虚假性，使严肃性成为一具“假面”。这也就暴露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游戏性，或干脆使之成为游戏。戏仿使制度化的母本不可动摇的美学原则和价值核心沦为空虚，并瓦解了制度化母本的权威结构所赖以建立的话语基础。因而，可以说，戏仿的文本包含着至少双重的声音和价值立场，它使文本的意义空间获得了开放性，将意义从制度化文本的单一、封闭、僵硬的话语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这一角度看，戏仿就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的美学策略，它同时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和价值原则。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小说《欢乐》中。中学生齐文栋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活动、瞬间场景的描述、各种知识话语片断、俚语、俗话、顺口溜、民间歌谣，等等，这些话语的碎片相互嵌入、混杂，在同一平面上展开。卑俗与崇高的等级界面消失，被淹没在多重“声音”混响的话语洪流之中。这种混响的“声音”，杂芜的文体，开放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如巴赫金所称的）狂欢化的风格，既是感官的狂欢，也是话语的狂欢。狂欢的基本逻辑，它构成了制度化生活的权威逻辑的反面，它从话语的层面上否定和瓦解了制度化的世界秩序。狂欢化的原则是对既定的生活秩序的破坏和颠倒。但这种看上去仿佛巴赫金所称的“狂欢化”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种伪装，好像一位顽童借过节的喜庆氛围，大干平日里不敢干的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