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小说的范本。他并不因为对写作的伦理承诺的恪守，而把叙事艺术处理为一种简单粗劣的道德美餐。各种各样的人物声音各自拥有自己的“真理性”和一定支配权力。在这个权力的国度里，严肃性和“硬度”是话语的权力保证。但莫言的戏谑性的模仿则打破了这些话语自身的完整性和封闭性，打断了其支配力的连续性，使之变成了种种荒谬的东西。话语各自的“硬度”被相互抵消，抵消它里面包含的支配的权力。莫言的文学世界错综复杂，诡黠怪诞，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结构和重叠交错、自相悖谬的立场。在《红蝗》的结尾处，莫言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写作理想就是将那些在意义和价值方面彼此矛盾、对立的事物混杂在一起，“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或许在莫言看来，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荒诞性。惟其荒诞，才显写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所谓“迷幻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在表达现实的时候，肆意制造迷幻的效果，在莫言那里，既是美学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莫言的文学以其内在的复杂丰富，来反抗外部的简单粗暴；以其悖谬和滑动，来抗拒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直接征用。

但这依然无法完全为他本人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奴性辩护。

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很清楚这一点。其实，写作的莫言一直在批判做人的莫言。他在《生死疲劳》中，让“莫言”小丑化，在《酒国》中让“莫言”庸俗化，都可视作一种间接的“自我赎罪”行为。莫言身上那种充满了反讽的和意义悖谬的东西，不仅是针对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是针对他自身的和普遍人性的，这也正是莫言文学批判的深刻性所在。底层生活经验，练就了他这种狡兔一般的生存本领。一方面是强烈的介入，一方面是委蛇和闪躲。这就是莫言的“话语策略”。因此，他的批判有时看上去像是在献媚；同时，他的献媚，有时看上去像是在批判。这是莫言的狡诈之处，也是他的危险之处。

莫言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鲁迅的寓言《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让他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