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哈特的观察不会引起争议，因为不仅在德班地区，民主化后在整个南非各地都不难听到这类说法，这几乎已经是常识了。但非常独特的是哈特对此的解释：她认为上述现象体现了南非“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严重“剥夺”了劳动者，而中国则体现了效率公平双完美的“无剥夺”高增长！信不信由你！哈特的分析是：新南非非国大政府被左派批评为搞了“新自由主义”，在这个主义下劳动者受到“剥夺”失去了土地，于是不能不提出很高的工资和福利保障要求。而中国的农民工由于没被“剥夺”土地，所以他们不但工资要求很低，而且更不在乎福利保障，以至于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他们也能忍受，因为他们可以靠留守家属务农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这是多么公平又有效率的模式啊！

说实话，听到一些中国学者津津有味地欣赏这种“中国南非比较”（他们是否歪曲了哈特是另一个问题，我在书中有所分析）我简直要傻掉了！按这种逻辑，低工资（低到大大少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且无任何福利的工业对劳动者是“无剥夺”的，而高工资有福利的工业却是“剥夺”性的，这么惊人的逻辑仅仅是因为前者的工人“有地”而后者“无地”？！如果是这样，那么欧洲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岂不比南非更残酷更具“剥夺”性，因为瑞典工人虽然有高工资高福利，但他们当然是无地的；而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流动工人”按白人政府的规定，他们在“黑人家园”是“有地”（集体所有的部落土地）的。甚至按这种逻辑，那时南非白人工人也要比黑人更惨，因为他们虽然工资福利都远高于黑人，却也是“无地”的呀。当然，南非黑人家园人均土地很少（不比中国农民更少），这确实是过去被白人剥夺的结果。可这与所谓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今天批评非国大政府的左派有说她搞“新自由主义”的，但是过去的白人国家，黑人骂他们搞奴役，乃至搞“法西斯”，却连南非共产党也没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骂他们。新自由主义也许很坏，但过去的这种剥夺能归咎于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吗？哈特观察的是民主南非与台商所说的台湾地区情况，可是她用一句“新自由主义”就把旧南非的账算到新南非头上，又用一句“东亚类型”把台湾地区的“无剥夺”套到大陆的农民工头上，结果就得出了南非“新自由主义的剥夺”和中国大陆农民工享受的“无剥夺”的对比！

因此我认为，“从南非看中国”还真是太有必要了，就让读者看看我的比较和（一些中国学者转述的）哈特的比较哪个更合理吧。

这时南非其实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十多年，但是我的这组文章仍是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为主要观察对象。在天则所的那次讨论中，我国著名的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就对此很不以为然。我在此前10多年关注曼德拉时就读过她的著作，受到不少教益。我知道她对曼德拉及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很崇敬，对种族隔离制度很痛恨，对新南非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前景有着高度的评价。她觉得新南非的十几年经济发展成就很大，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之处，认为我应该多介绍新南非。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如此？作为一个并非专业研究南非出身的学人，我当初关注曼德拉和南非民主化本来就是带着一种榜样情结的，曼德拉是我心中的圣雄，新南非是圣雄奋斗的成果。而介绍旧南非“低人权下的经济增长奇迹”本来就是作为一面不人道且不可持续的镜子来促使人们反思的。反思后看到一个高度繁荣的新南非可以大增我们推进民主化的信心，当然也是我的希望。我在曼德拉传的末章对新南非初期的严峻形势作了分析，此后十多年没有再写新南非，也是期待一个符合这一愿景的繁荣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