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面上述问题当然不是为了给宋先生这样的人提供反民主的炮弹。其实这样的炮弹也不难找，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中国兵荒马乱，很长时期比清末“新政”时的秩序更糟，但是忧患中的国人只能向前求索，有几个人希望清廷复辟、重返帝制？世界上很多前殖民地独立后发展都上不去，今不如昔之处甚多，但又有几个人希望重返殖民时代？人类有些追求是不可抗拒的，有之并非万能，无之万万不能，问题需要解决，倒退绝非出路。民主化就是这样。而且平心而论，世纪之交的这轮民主化的“负面”（所谓转型危机或过渡期阵痛）比起过去法国大革命、比起清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专制瓦解后的混乱要小得多了。人们常提的东欧（前南斯拉夫的某些地区和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除外）、韩国、台湾、西班牙等都比较顺利地迈过了这个坎，而相比之下南非这个坎算是迈得比较艰难的。但是由于南非的民主化是冲着白人统治者来的，相比冲着别的一些人，在我们这里似乎就更无争议些。分析南非的转型危机在我看来因而就更有意义。这意义主要有三：

第一，转型本身的正面意义（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而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远大于转型危机的负面。即便南非那样比较严重的转型危机也是如此，就以在南非也算严重的“约翰内斯堡变成索韦托加桑顿”而言，我们旅南非同胞时常提到的“约堡沉沦”也不应当遮蔽索韦托的前进和桑顿的繁荣。南非人民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降低他们对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民主化的自豪，世界人民也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像宋先生那样嘲笑南非人“不值”。相反，这些“负面”更凸显了人们为追求光明而义无反顾克难前行的志向。

第二，对这些“负面”形成机制的分析也表明它们，至少是它们中的许多与其说是民主化的“不良后果”，毋宁说是旧制度的后遗症。南非的过渡期危机其实在种族隔离末期已经出现，甚至约堡主城区的失序也是1980年代就已滥觞。它们证明旧制度的“增长奇迹”已昨日花黄，旧制度本身也已不可持续。尽管新南非没能很快结束这些后遗症，甚至很多过去种下的前因到新南非才暴露出后果，从而以转型危机的形式变成了新南非的“负面”，但是也正需要人们去直面，而不是回避这些现象，才能把这些形成机制剖析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