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老龄社会的城市养老及其社会治理：

可能的政策建议

1 养老政策变革的制约与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化与老龄化、个体化与休闲化并进的过程中，一个群体开始步入老年。这其中，一些人依然生活在他们传统的世界中，受着传统父权制的影响，试图谋求昔日的权威，试图从家庭获得足够的关心、照顾与依恋，另一些人则渐渐卷入到个体化浪潮中：他们对家庭与子女的依赖逐渐减少，对自身以及以自身为中心的社交圈更加重视，他们与子女正形成相对独立、互不依赖的情感式家庭关系。

中国城市社会的个体化与老龄化走势相互嵌入，这种嵌入表现为：个体化结构的转型与沿袭。如同网络社会的到来对社会结构的改变，老年社会的到来也相应地改变着这个社会，推动个体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的转型。比如，老人被需要感的激发将再次带来新的道德坐标的构建与道德体验；尊敬老人获得新的内涵；家庭关系出现再造；等等。这是养老政策供给需要考量的社会结构因素。

此外，当前个体化与公民权的快速推进，也给养老政策的发展与落实造成一些制约与困扰。

第一，家庭主义与个体化的悖论。事关老年人的法律与政策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皆以家庭为核心，强调子女的赡养义务，同时，一些法律与政策也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体制。但是，个体化的社会变革似乎仍然是大势所趋。二者的平衡点应该置于何处，值得研究。

第二，当前，在全球化压力下，公民权正不断快速发展并深入人心，这是当前推动养老政策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公民权的发展也会带来进一步的社会分化与福利分化。此前，国家的民生发展战略在推动福利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公民权的发展，现在，民生发展战略将受到来自深化的公民权的挑战，由此可能引发的福利分化运动值得关注。

第三，养老福利供给的地区差异日益突出。不适当的国家干预会加大福利供给的地区差异，社会与市场或经济力量更是福利供给地区差异扩大化的重要推手。其中的因果机制需要进一步分析，以推动福利供给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2 养老服务的组织参与

如果把社会组织理解为一个谱系，谱系的一端是组织化程度很低、组织规模很小的松散型邻里小团体或朋友圈子，谱系的另一端则是活动范围更广、组织分工更加细化明确、组织规模更大、组织规范更具普遍性或抽象性以及协调性的组织。具体而言，如果说社会组织谱系的一端是社区中的那些邻里小团体、社区活动团队等社区草根组织，那么，它的另一端则是那些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既然是一个谱系，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一成长包括两个方面，组织发展壮大或转型；或者，如产业链一般，一段时间后，围绕该社会组织出现一批社会组织的集群，或组织规范的转变。因此，对于社会组织的考察，除了关注它们的组织规模以及正规化程度外，我们更关心组织范围的拓展以及与之伴随的组织规范的转换。对于养老服务而言，所谓社会组织参与的持续性，不单是某一组织在养老服务方面一些长期不变的投入，还要总是有组织涌现出来，投入到养老服务中。对于需要照料的人群与照料者而言，不仅需要组织的存在，更需要传递与深化那些关于关怀照料的知识。所以，组织的不特定性存在是常态，组织规范的开放性与广泛性或普适性是评估组织成长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