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走不出普遍与特殊对立的怪圈，乃是由于过去我们是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来思考和理解“现代”的普遍性。我这几年的工作乃是试图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方法来重新理解“现代”的普遍性。就像亨廷顿所说的，所谓的普世文明，并非以西方为代表，而是各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当中共享的那部分，也就是说，“现代”的普遍性存在于各种特殊的现代性当中，而共享的那部分是普世的，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代中国所呈现的现代性不是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一方面它具有某些“家族类似”的特征，具有现代性的大部分特征，但另一方面，中国依然有自己的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就是在现代性的各种价值和元素之中，将富强这一价值作为优先的选择，而将另外一些价值，比如说自由、民主和法治作为次要的选择。

现代性与中国性这两者之间，我们应如何理解？过去我们总是把现代性视为普遍的，中国是特殊的。现在讲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实际上也是把某个东西看成是普遍的，而中国只是普遍当中的某个特殊而已。当我们以家族类似的方式重新理解现代性之后，普遍与特殊、现代与中国就不是被放在对立的、二元的位置，而是可说所谓的“现代中国”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现代中国一百七十多年的现代化历史，既是中国特殊的道路，同时又提供了某些现代性的普遍经验，又因为一度以所谓的特殊性对抗普遍性，走过弯路。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既符合普世文明的那些“家族类似”价值，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

现代中国知识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

实际上，何谓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揭秘，而是一个知识性的解读。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事实的争论，就好像现代中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去认识它、揭示它的真相。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现代中国”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不仅与认知有关，而且需要解读和想象，是主观和客观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知识，是各种各样竞争性的话语，或者知识类型。前面所说的四种现代中国研究模式就是如此。我们要思考的是：它们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里面，我们如何来生产和再生产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

过去有关现代中国的知识叙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知识话语的影响，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几年东亚现代性、国学兴起之后，他们试图生产一套与西方知识谱系不一样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纯粹的现代中国知识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谱系之上？能够续接在传统国学的知识谱系上吗？显然，这很困难，正如张灏教授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在从“戊戌”到“五四”的世纪之交的转型时代，中国的文化范式和知识话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在今天，所谓的现代中国的知识话语已经是古今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再提炼出一套所谓纯粹的中国话语。

何谓现代中国，有这么多复杂的、互相纠缠的问题值得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我，我现在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讨论，从不同的视野里聚焦，从而形成初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