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一个与欧洲同样大小的版图，区域的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不亚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白鲁恂说中国是“民族国家伪装下的一个文明国家”。民族国家的想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里的民族，不是指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或维吾尔族，而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多元”是指不同的民族，而“一体”则是“国族”意义上的“一体”，即中华民族。而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从认同而言，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才会有边疆问题的不断产生。美国虽然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但它以宪法为中心，形成了多种族的美利坚民族（国族）。要实现这个“多元一体”的目标，显然以单一的民族国家思路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吸取历史上帝国的经验和智慧，以多重体制、多元文化来重新建构中华民族和国家制度。

刘 擎：刚才纪霖兄提到白鲁恂的那句名言，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有点问题的。我觉得，这种伪装，装着装着可能就弄假成真了，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这里涉及陈兼兄刚才提到的关于“中国”、“非中国”的问题。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来谈“中国”？后来发现，“中国”这个词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有一种内部的暧昧性和复杂性。所以，我们无论是从“文明”来谈中国，还是用“民族国家”来谈中国，或用“现代—传统”来谈中国，都是试图来驯服这种暧昧性和复杂性的一种努力。这里政治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为什么在前现代时期，不管是蒙元还是满清，有这么多异族的、“非中国”的元素，我仍然能够用一个所谓“文明”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因为这种整合需依据一种特定的政治方式，局部是比较松散的，边缘对于中心有一种游荡的、自主的空间，但在整体上还能在“一个文明”的意义上属于一个中国。所谓和而不同。所以，“非中国”和

“中国”的元素，能够在一个松散的构架里共存，并在“文明中国”的面目下整合起来。但近代以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难维持，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原因。中国人谈华夷之辨很高明，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物理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人种的概念，而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这里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文明体，要遭遇到别的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方式，是一种非常强劲、有力量的主权政治和治理方式。一个松散的文明联合体与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民族国家相遇的时候，我们在“以夷制夷”之中，慢慢就变得与对手相似了——也就是说，我们也逐渐按照一个民族国家的方式来组织原来这个文明。但与此同时，原先一些能把“中国”与“非中国”的因素整合在一起的政治方式可能就不再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