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民族”的时候要小心。在中文里面，ethnic和 nation这两个词都翻译成“民族”。台湾学者用“国族”这个概念表达 nation，似乎好一些。集体认同其实有不同的层次，最基本的是 race，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类别，然后是 ethnicity，一个比较持久的，拥有共同风俗、语言的共同体，再高一个层次是 nation，一方面跟语言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跟政治有关。现在有些学者，比如姚大力的研究表明，在 race的意义上 “中国人”不是那么统一或同质性的，也就是在生物学层次上几乎解构了“中国人”这一概念。而在民族的层次上，中国有诸多的ethnicities。那么这样一个国家要达成统一，不能通过自然的演化来形成，它一定需要一个政治上的整合。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政治意义上的 nation，既联结文化的传承，又是一种政治的建构。所以，我们谈论的“现代中国”，它是一种历史建构，与政治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正是经历了一个政治建构的过程，出现了新的现代政治想象，这是由于中国更深度地进入了世界结构。我们面对着一群民族国家，使得我们不得不以民族国家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和重新建构自己。

瞿 骏：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需要厘清的，我觉得，即使是所谓帝国与帝国之间可能也是有区别的。刚才刘老师提到帝国的松散治理结构，如果从松散的程度来说，可能中国并不是那么的松散。在我看来，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是有些问题的。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东南亚地区，那些地方是从一个未开化的地方迅速地向一个民族国家转型。所以，他觉得通过地图测绘、大量印刷的报纸这样一些方式能够使它迅速地凝结成一个民族国家。而中国可能本来并不松散，它通过科举考试、共同的文字、各地的儒生来联结，这种联结可能是比较紧密的。所以，“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论述应用于中国是要相当谨慎的。同时，另外一些想象可能又是我们所忽略的，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看上去比较像一个民族国家的样子，但是，根据张启雄的研究，北洋政府对蒙古仍然采用册封、觐见这些老办法，用以前对待藩部的方式来维系一种松散的联系。但是，到了 20世纪 20年代以后，民族自决这样一套想象进来以后，整个问题就彻底变化了。但是，问题在于，民族自决这样一套想象究竟是植根于民族国家的形式，还是世界革命的形式？它是以一种天下的方式，还是以一种国家的方式与中国分裂？这可能都是需要重新考察的问题，而且时间节点可能要有更细致的区分。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是一个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伪装下的文明帝国。

陈 兼：重读经典很重要，比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讲的很多东西根本不能用“冲击—反应”这种简单的分析模式来概括。大家也都知道，费正清其实是做清史起家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写了《美国与中国》，后来每十年就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