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表义行动”——对一个政治文化“实体”的概念化指称。但与此同时，概念化行动本身参与了“实体”的构成（建构）。言称“现代中国”可以有不同的重音，突出“现代”或强调“中国”意味着不同的区分——现代中国既不同于古代或传统中国，也不同于现代的外国。强调“现代”还是强调“中国”会导致不同的论述取向，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影响。比如时下热议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特殊性”的争论。是不是强调“现代”就意味着倾向普世主义，而强调“中国”就意味着为特殊性辩护？但“普世价值”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人类共享的客观的普世价值高悬在那里？如果我不信奉普世主义，那我就成为了“外星人”吗？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传统价值，如果我放弃“男尊女卑”或者“天地君亲师”之类的观念，是否我就被判决为“非中国人（外国人）”呢？我觉得这种讨论的进路不太好，其中有一种可以被称为（用“文革”结束后批判“四人帮”所用的语言）“形而上学猖獗”。这是自上而下的言说方式，普世与特殊之争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哲学问题，我并不反对哲学意义上的探讨。但我认为，这对于把握现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具体文化与处境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所以，这种讨论需要一个方法论的转变。

“现代”思想常常被视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思想”，它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相关性并不是自明的，因此首先要处理外来思想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关系问题。在此，我认同宽泛意义上的语境主义（ contextualism），它力求对思想论述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学者们也普遍倾向于接受语境论的主张 ——“应该将外来的思想观念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表现出对中国历史传统与本土文化的敏感意识。

但目前流行的许多语境化研究常常受制于一种理论上的盲点——往往在“外来思想”与“中国背景”之间预设了一种固定的、清晰分明的界限。研究者常常借用“移植”这一隐喻，将外来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作某种来自异乡的植物在本地土壤中的发育生长，而其存活与否完全取决于这种植物是否能适应本地的土壤条件。然而，如是理解的语境主义只是把握了文化实践的部分真理。另一部分被忽视的真理是：

“外来思想”与“中国背景”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清晰自明的。因为外来思想有可能汇入本土文化，改变中国文化的背景，并成为这背景本身的一部分。如果要借用“移植”的隐喻，我们可以说，来自异乡的植物，无论凋谢枯萎还是生长茂盛，都可能改变本地的土壤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前一次移植的失败或成功并不能决定未来“移植物”的命运。我们也经常听到另一种“隐喻”：将文化传统比附为某种“血脉”或“基因”，说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有中国文化的基因。不过这种生物学的比附是很可疑的。文化实践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孩子传承父母的基因是生物性的，是无条件的。但是 “文化基因”（如果真有其事）的传承就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依赖某种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社会实践。特定的社会实践形态会有利于某些“文化基因”的传承，而不利于另外一些文化基因的传承。

因此，我们主张对文化实践的理解需要一种更具反思意识的语境主义视野，可称之为“批判性的语境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ism）。在这种视野中，文化传统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核心与边缘”、“统一与多样”、“内部与外部”、“延续与断裂”等等一系列内在的张力，这些张力既可能是推动文化变迁的发展动力，也可能使文化传统在特定的条件下陷入困境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