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代中国研究而言，批判语境主义尤其反对各种对中国文化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论断：将中国文化化约为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化约为精英文化，将精英文化化约为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化约为儒家经典文本，并以此来界定中国本土语境的特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我小时候读明清笔记小说，觉得很有意思。本来在我的认识中，中国文化是高度道德严酷的，而那些小说反映的日常生活状态却与精英文化的教义相距甚远，在道德生活方面不仅有“开化”的维度，甚至还有“自由放任”的一面。我们要将各种文化要素放在一起来理解文化传统，否则就会陷入化约主义的陷阱。对文化背景的化约主义理解可能仍然冠有“语境主义”的名号，却恰恰失去了对中国语境的真正敏感，往往落入“传统与现代”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或者陷入某种本质主义的“中华性”神话（the myth of Chineseness），因此无法辩证性地把握文化实践的内在张力及其复杂性，也难以恰当地处理本土语境与外来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独特性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能够恰当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晚清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预示了中国将发生一场“跨文明”（trans-civilizations）层次上的历史变革。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至少有两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想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和改造作用，前者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后者对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实践建立了计划经济，创造了单位制度，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改变中国的文化背景。同样难以想象，当代中国人——从小在学校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学习外语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学习中国古文和古典文化的投入，并在一个西方小说、影视和音乐主导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能够免于西方文化的深刻塑造。如果在百年之前，我们仍然可以较为容易辨识“内外之别”——什么是中国传统与本土实践，什么是外来理念与引进的实践，那么在今天，这场“跨文明”遭遇已经形成了“内外交织与融合”的文化格局。

今天的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安排、经济生产方式、公共传媒与通讯，乃至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方式等所有层面上，都已经与所谓“西方”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葛。我们甚至只能在理论上（通过对中国文化历史演变的考察）辨别当代文化中的西方元素与中国元素，而在文化实践中，西方已经内在于中国。换言之，“现代中国”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产物：源自中国古代与近代的文化因素，以及源自西方的多种思想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文化实践的地平线，成为中国人自我理解的“构成性”（constitutive）部分。

必须强调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毫不相干，也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不再具有（往往隐秘而重要的）持续影响。批判语境主义的要点在于强调，一个僵化的“中国”对“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已失去了其现实经验基础，也失去了有效的解释力。探索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敏感而恰当地处理“本土与外部”、“持续与断裂”以及“观念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此，有必要采用适应于这种敏感性与恰当性的阐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