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引入“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把握文化实践及其变化的有效阐释框架。依照查尔斯?泰勒的解释，社会想象“整合构成了一种我们彼此之间具有的常规预期感，一种共同理解，使得我们得以开展造就了我们社会生活的集体性实践。这构成了某种我们在共同实践中如何结合适应的感知。这种理解既是事实性的又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事情通常会如何发生有一种感知，但这种感知又与事情应当如何发生、什么样的错失会违背实践的理念交织在一起”。因此，社会想象是“人们想象他们的社会存在方式、他们如何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方式……以及潜藏在这些预期背后的更深层次的规范性观念和图景”。

泰勒还进一步解释，社会想象不同于思想家的理论，两者之间具有三个重要的区别：首先，社会想象不是以理论方式阐明的，而是以图像、故事和传说等承载，具有日常生活的“原生态”特征；其次，理论只是少数知识精英所持有，而社会想象是被大众所广泛拥有的；第三，社会想象是一种“共同理解”，“它使得共同实践以及广泛共享的正当性感觉成为可能”。但是，思想家的理论与社会想象之间又具有重要的关联。“通常，一开始为少数人所持有的理论会逐渐渗透社会想象，或许首先由精英开始，接着再蔓延到整个社会。”

社会想象的概念框架启发我们重视思想理念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对于文化实践的有效影响并不完全等同于它的理论有效性。换言之，并不是任何一种在哲学上可辩护的思想观念都能够成为广泛的共同理解。某种特定的思想要穿透和弥散到大众层面，将受到社会实践条件的制约。它是否能在与其他新旧思想的竞争中转变为新的社会想象，不仅取决于这种思想本身的理论价值与逻辑一致性，而且取决于它是否能为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有效的认知方式与意义导向，使大众能够更充分地理解（make sense of）自身及其处境，并帮助他们获得生活世界的价值意义。比如，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念：循环的时间观与线性发展的时间观，仅就观念本身而言，两者在哲学意义上并无高下对错之分。但是，在现代性的发展中，线性时间观取代了循环时间观进入了人们（包括中国人）的社会想象，这是因为前者能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社会的结构与条件，帮助人们认知与解释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以及人们在这种实践中的常规预期感。

以社会想象的概念框架来探讨外来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之现代转变的影响，我们有可能将获得一种新的视域：

1. 只有在中国原有的社会想象出现危机的前提下，外来的思想才有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否则至多只是一种理论学说，局限在少数知识精英的兴趣之中。

2. 即便是在危机的时刻，文化传统可以通过有力的自我调整——比如以重新安排自身传统中的边缘与核心元素的关系，或者部分地吸收和整合外来思想的方式—来重建社会想象，而未必导致外来思想实质性地改造本土传统的结局（佛教传入中国后宋明理学的发展或许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3. 即便在文化传统难以自我调整的情况下，也未必导致外来思想取代本土思想的结果，往往是各种（新的、旧的、外来的、本土的）思想处在一种共时性的竞争关系之中，而思想竞争的结果很可能产生碰撞与交汇，使得在新的社会想象中获得支配地位的思想不再完全保有原来的面目。

4. 在社会想象的转变中，某种特定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的相对优势，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应对原有社会想象的危机，是否能够对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新的替代性的（原来支配性的思想无法提供的）更为有效的认知方式和意义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