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

人都有两面性，知识分子更不例外。但是，却很少有人表现出康德那如此伟大的两面性：一面朝向星空，一面朝向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很少有知识分子像康德那样，既如此保守，但同时却又如此革命。

康德和卢梭出身相同，他们都是工匠的儿子。然而，时代却不同了。因为时代的不同，康德这个工匠的儿子方才被从自己的阶级中分离出来，成为“知识分子”，即他不再是卢梭那种“劳动公民”，而是上升为“学院公民”。从1740年9月24日在大学注册那一刻起，这个工匠的儿子其实就等于从一个行会转入另一个行会，从一般“市民”成为“大学生”，这意味着：他从此便脱离了那个“靠双手劳作和买卖营生的阶级”。

知识分子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主力军，即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法则、标准和价值观。在此前的欧洲，这项工作是由教士们承担的，而在教士们名誉扫地之后，人文主义者和启蒙者继承了这个使命，但是，他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却被培根和卢梭们攻击得遍体鳞伤，于是，新的社会法则和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便摇摇欲坠了；现在，这个工作由教士手里转到了教授的手里，并最终在康德那里得以完成。

康德所做的是综合性的工作。康德首先是个伟大的“综合家”，他提出的法则就叫“先天综合判断”。康德把此前人文主义者、启蒙者对于范畴和推理的爱好，与经验主义者、早期科学家对于观察和试验的爱好综合起来。其中，数和量、时间与空间、逻辑推理就是这样被综合起来，成为法则（即“判断”），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也就是这样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它既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既是理性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合理的，也是现实的；这个法则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可以被运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方，可以被运用于一切领域，也似乎适合一切领域。

康德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似乎说明了一切，但也可以说其实什么也没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