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便是形而上学——一种关于“占有”和“私有”的学说，而这就是市民社会的思考方式；因此，要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先批判形而上学。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化为“人权宣言”？马克思说，这是因为“人”与“公民”不同，这里的“人”特指“市民社会的成员”，“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

西方世界至今也没有打破这种形而上学的束缚，因为西方所标榜的“人权”的实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权利，它所能理解的人也就是“自我”。

当下弥漫全球的“中国威胁论”其实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今天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自我“意指”；中国作为“意指”，对西方而言就是“我的东西”。一切看起来仅仅与对象本身相关的意指其实都变成了一种占有和接纳，即把意指者纳入人的自我之中。西方思考中国，西方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占有中国。而按照“西方的方式”理解中国、谈论中国，很自然的，就会产生如下“我思”：如果中国发展起来，它就会威胁别人——这是因为西方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中国如果有一艘航母，那它就一定会打别人——这同样是因为西方自己从来便是这么做的。

除了“我占有的世界”、“我接纳的世界”、“我的世界”之外，形而上学思维中根本就不存在另外的世界；因为走不出自己、走不出自私自利，所以它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

自从康德哲学诞生以来，西方智慧便很难走出康德所设置的法则——所谓的“心中的道德法则”。而至于这个“道德法则”实质上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否是“道德的”，尼采和马克思早已经极其透彻地阐释过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道德法则。

西方形而上学根本就未包容过这样的经验：与另外的世界平等相处。因为按照康德的法则，离开“我思”的“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马克思

然而，无论怎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康德这个“学院公民”却总还是从工匠阶级的儿子蜕变过来的。作为知识分子，他毕竟是从手工劳动者——马具匠的阵营中脱颖而出的，从任何角度说，他都不可能与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完全一刀两断，恰恰相反，他身上永恒地打着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烙印，而他保守的思想中也始终埋藏着革命和激进的种子。

人们往往以为，对康德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是休谟，因为康德自己说过，是休谟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使他懂得了：在试验、观察和动手劳作面前，概念的推演和无休止的语言辩论是何其苍白。但是，休谟对于康德的影响只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毕生的。实际上，即使没有休谟的影响，康德这个“工匠之子”也会明白，在判断力面前，理解力显然更为重要，而要“理解”一个事物，那就必须亲自动手，正如要知道李子的滋味，就必须亲口尝一尝。

相对于休谟来说，卢梭对康德的影响才是毕生的。康德的书桌前一直挂着卢梭的画像，就像鲁迅在自己书桌对面挂着藤野先生的照相一样——也正是钟表匠之子那伟大的面庞，提醒着那位马具匠的儿子说：你努力工作，这是为了使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是立志为他们造福，而不是使自己比他们更没用，甚至成为他们中的叛徒。

康德曾经这样说过卢梭对自己的深刻启示：

我天生是个求知者。我时时感到知识的饥渴，带着不安的欲望一步一步探索，时而因有所斩获而感到满足。长久以来，我相信那是可以为人类带来荣耀的惟一可能。我鄙视一无所知的乌合之众。卢梭在这方面纠正了我的错误，消除了我的盲目偏见，我学会了尊重人。我常常觉得，假如我［作为研究者］不想在奠定人权上给大家作些贡献，我就会比那些普通的劳动者更没有用处。

尽管康德一辈子没有离开哥尼斯堡，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康德没见过什么世面。哥尼斯堡曾是普鲁士首都，是北海和大西洋的交界处的出海港，这个海港与英国、俄国、欧洲南北的交往均非常密切——形象一点说，此地相当于“普鲁士的上海”，而在康德时代，它依然还是东普鲁士的首都。

因此，康德这样评价哥尼斯堡说：“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与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

康德的传记作者库恩则如此描述了康德时代的哥尼斯堡：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常被形容为德意志的没落中的、偏僻的“后院”，或是普鲁士的“边陲城市”。但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颇有出入。它位于普鲁士东北角，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理上离波兰比离西普鲁士更近，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岛民”性格。尽管如此，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哥尼斯堡于1255年由条顿骑士建城，于1340年加入汉撒同盟，直到1701年，还都是全普鲁士的首都。而到了康德出生时，它只是东普鲁士的首府，但依旧是整个王国里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无数的政府机关仍留在海湾，所以也是重要的贸易据点……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波兰、立陶宛、英格兰、丹麦、瑞典与俄罗斯……作为港口，其繁忙的程度不下于汉堡或其他汉撒城市，主要的竞争对手则为但泽市。

正如故乡“普鲁士的上海”一样，康德身上开放的一面与保守的一面始终是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两面是怎样奇妙而必然地水乳交融的，我们最好是采用弗洛伊德的解释。弗洛伊德说，正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在不断分裂中生成的世界，所以方才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单一的、洞察一切的、知晓万物的神，或包罗万象的理性法则，渴望由它来控制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似乎这样才会感到安全。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对于法则的固执，这是对“婴儿期”的留恋，通俗地说，即在这种不成熟状态下，他才需要一个万能的父亲，因此，他迷信永恒法则、害怕变革、拒绝斗争。

对于康德身上被马克思所痛斥的“德国庸人”的一面，即执著于法则的保守的一面，我们似乎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康德神化，那么，康德的传记作者所作出的那种分析，即康德是因为怕死，是因为要与先天胸腔塌陷这种疾病对抗，方才坚持有规律的生活，这种说法方才是深刻而独到的。

显然，在康德那里，所谓“内心的道德法则”，一直就是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存在的，而他对抗的是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仿佛根除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这种造物在它短时间内（人们不知道是怎样）被配备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成的物质归还给行星（宇宙中的一个纯然的点）”［——在这种存在面前，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法则都被冲破了——而与内心的道德法则相对立的这种存在，也就是“星空”。 康德说，最令人惊叹和敬畏的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而这短短一句话，一举划分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内心的道德法则，另一个则是浩瀚的星空。

在《实践理性批判》“结束语”之开篇，康德指出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根本不同：

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前面那个无数世界之集合的景象仿佛根除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这种造物在它短时间内（人们不知道是怎样）被配备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成的物质归还给行星（宇宙中的一个纯然的点）。与此相反，后面这种景象则通过我的人格性无限地提升了我作为一个理智的价值，在这种人格性中，道德法则向我启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官世界的生活，至少是从凭借这个法则对我的存在的合目的的规定中可以得出的，这种规定并不局限于此生的条件和界限，而是无限延续的。

一方面，人是自己制定的法则的产物；另一方面，人也是宇宙间生命力的造物，且终将这种生命力归还给宇宙。但是，宇宙不是按照数学、逻辑和语言学的规则发展的，宇宙的存在形式不是道德戒律，而是能量和力，宇宙是能量的扩张，它运行的方式是“力的爆发”，是“在分裂与解体中生成”，这种扩张与爆发是对法则的突破，而不是按照既有社会法则进行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

“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用一句话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是按照既有社会法则生产、生成的世界，另一个是在不断的分裂和解体中扩张着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康德之所以要坚持“内心的道德法则”，当然就是力图与后一个世界对抗，无论这种对抗是否有效；而康德只是这样执著地说：这至少可以从凭借这个法则对我的存在的合目的性的规定中，克服我对整个感观世界的依赖。

而这个被用“星空”来隐喻的世界，即后来被马克思称为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现代世界。在康德生活的时代，现代世界已经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汹涌喷薄而出，恰恰是康德最早分析并概括性地抓住了这个世界的运动规律，并用一个绝妙的比喻——“星云爆炸”来描述它，尽管康德是用非常抽象的方式、是用隐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世界的发展和运动规律的，但是，康德的隐喻和他的描述方式却深刻地启发并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比如，康德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面对“星空”，面对力量的冲突，数学的办法、逻辑学的办法、一切“形而上学”的方式都是匮乏的，因为这里需要的是物理学所揭示的“力量对抗法则”，需要“化学的离析程序”，以此来分析各个不同的“力”之间的关系。而恩格斯谈到唯物史观时则这样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就是建立在“星空”的隐喻的基础上的。

使康德得到硕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是《简述几个关于火的思考》，这是康德第一篇研究“能量”和“力”的文章（这是1755年的作品），如果以今天的学科划分标准来看，它就不属于哲学论文、伦理学论文，而是一篇物理学论文，康德的学位论文应属于“理科论文”，“康德硕士”实际上是个物理学硕士。

这篇论文的核心创见，是通过阐述“活力”，以与莱布尼茨和牛顿的“死力”相区别，它以热力学的思想代替了静力学，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论断。所谓“活力”，也就是说事物发展的内因；所谓“死力”，则是说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事物发展的外因或者外在动力。康德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之根源，在于“力”有吸引力、排斥力、弹性这三种形态，而并非牛顿所谓的只有“引力”这一种形态，因此，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事物本身内在的矛盾性——“力的吸引和排斥”。物质运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事物的外部（即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和联系），而在事物的内部；内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康德杰出的后继者（尽管他未必深入研究过康德的著作），因为他的《矛盾论》以极其短小精悍的篇幅便一举抓住了康德所开辟的“热力学时代”的精髓。

康德另一篇重要论文，以今日之见，同样属于典型的“理科论文”。它乃是一篇用物理学方法来批评数学方法的文章，题目叫做《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那是康德1763年的作品。这篇文章的创见是提出了“负值”的范畴。康德深刻地指出：如果从数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矛盾”的观点就根本无法立足，或者说，在数学和逻辑中，“矛盾”根本就不能存在，因为一切“自相矛盾”的命题在数学上均不成立；实际上，“矛盾”的观点完全是物理学的产物，它的基础就是“力的冲突”。

康德说：物质的坚硬性，即阻止他物穿透的力量，是与吸引力不同的“负引力”，而这就是矛盾冲突的基础。库恩说：

康德反对用数学方法来研究哲学，却又认为数学可以有效应用在哲学里。他区别了逻辑的矛盾与力的真实冲突。包含逻辑矛盾的东西，便不可能存在。因此，任何在逻辑的意义下有矛盾者，即为虚无。然而包含事实冲突的东西，却是可能的，不可穿透性便是一例。它是“负引力”，是一个物体阻止另一物侵入它占有的空间的力。康德另外还从心理学及伦理学里援引了其他例子来支持“负量”的说法。许多物体里头都有相反的力，然而由于它们互相抵消，所以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但是或许一个小火花便能让处于力量平衡状态的事物动起来。

马克思后来说，相对于那些“机械的唯物主义者”，正是唯心主义发展了唯物论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能动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面对的是热力学时代的问题。而康德在发表于1755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所提出的著名的“星云假说”便是如此。这一学说的要点是说：宇宙的生成，是基于物质中内含的能量、力量的冲突。能量的积累冲破了它的物质外壳，从而形成了爆炸性的扩张——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正如宇宙是在分裂和爆炸中生成一样，资本社会也是在对抗和分裂中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前提。因此，拒绝斗争，拒绝对抗，也就是压抑这种分裂，其结果就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弗洛伊德则补充说，人的心智与灵魂也处于本我、超我和自我的分裂状态，长期压抑这种分裂，必然导致精神崩溃。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都是热力学时代的思想家，因此，他们毕生喜欢对抗和斗争。恩格斯说，斗争是马克思唯一的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抗、斗争和在分裂中发展，这才是宇宙生成的真实景象，即使静止的物体，也不过是内部能量冲突达到暂时平衡的一种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现存世界秩序的破裂，即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崩溃，不但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意味着公民权即劳动者的权利的扩大，意味着那些被既有资本主义现存秩序所压抑着的生产力和无权者权力的解放，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生成。与“三大批判”的主旨完全相反，马克思说，一切法则都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关于社会法则，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绝不是人类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同时，正如康德推测的，人类也并不是宇宙中唯一的居民，在其他星球上也存在着有智能的生命——由于康德的这个如此具有革命性的假说，不但“自我中心”、“欧洲中心”论不能成立，而且连“人类中心”论也不能成立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大厦都被轰塌了。

因此，若要理解康德，就应该从康德深刻的“两面性”入手：康德早期的科学著作所面对的是“宇宙”，这些著作讨论的是力、是能量；而与早期著作不同，康德的“三大批判”面对的则是“人”的内心（这样的“人”乃是资产阶级个人），是市民社会的道德法则。康德早期著作与“三大批判”的主题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而今天的人们感到陌生的，其实是康德早期的科学著作。一般的读者甚至并不知道，康德相当一部分重要著作研究的是天体、物质、火，乃至地震与海啸，而它们的主题就是能量和力，并不是“人的内心”。康德眼里的科学，面对的就是“浩瀚的星空”，这样的科学要讲述的是物质内含的能量、力量的扩张如何摧毁了其外壳。

“内心的道德法则”与“浩瀚的星空”——这两者绝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市民社会的法则，后者则是历史和宇宙发展的隐喻。

康德曾经这样评论“哥白尼式革命”说：哥白尼没有改变宇宙和太阳系，但是，他却改变了人观察宇宙的方法。而康德由于提出了“星云假说”并把辩证法建立在对宇宙发展的观察方面，因此终结了牛顿开创的静力学时代，把人类引入了热力学时代——那个《国际歌》所谓的“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的时代。

恩格斯说：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

尼采嘲笑了康德通过“三大批判”妄图重建形而上学的努力，但他却继承了康德早期“没有造物主的造物活动”的宇宙观，因为尼采的哲学就是“没有基督教上帝的新造物论”，它论述的核心是“力量的博弈”，而不是“不死的死”——形而上学的内心法则。

如果离开了早期的著作，那么，康德的三大批判就几乎还属于“静力学”时代的作品，但是，他早期的科学作品却发现了浩瀚的星空，即一个热力学支配的宇宙。正像爱因斯坦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热力学定理揭示出，宇宙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衰老的过程，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也是一个分裂解体的过程，尽管能量守恒，即能量总体上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是，能量的扩散却并不是有序循环的运动，因为能量的转化是不可逆的，即总是从可以利用的能量转化为不可利用的能量，从“有序的能量”转化为“无序的能量”，随着能量的扩散，“熵”也在增加。

马克思、尼采、爱因斯坦的学说都属于热力学时代而非静力学时代的产物。尼采认为，正如罗马帝国一样，西方文明将“在扩张中崩溃”；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同样将在扩张中崩溃，因为无产阶级、贫困、自然资源的耗尽、激烈的阶级分化，这些就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相伴随的“增熵运动”。

恩格斯说，康德之伟大，就在于他开创了这样一种发现和观察“自然”的方式：“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

康德认为：宇宙运动基于力量的矛盾冲突，它的表现形式是能量在扩张中爆炸。正是这场“仰望星空的文化革命”突破了形而上学——这既启发了尼采的生命力学说，也奠定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

马克思提出了类似康德“星云假说”的预言：资本主义发展所孕育的生产力，将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炸开，冲破现存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外壳将在扩张中破裂。马克思这里所体现的，其实就是康德研究火、地震和宇宙大爆炸那样的科学视野。马克思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世界正是一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永远的变动不居，这是它不同于此前一切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因此，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方才需要“仰望星空”的视野，这种视野要求把力的冲突和能量的扩张放在第一位。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做被资本主义社会压抑的能量和力量的化身，从而把社会生产力的运动、发展过程看做无产阶级这个被压制的巨大能量最终释放的过程：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资本主义所孕育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数量的日益庞大，无法消化的生产的过剩与无处消耗的资本过剩——这一切将从内部“挤破”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这便是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自然力学说的最重要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无非就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力”。马克思这是将康德的“星云假说”用于了描述物质生产力的运动。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马克思因研究“资本”而起家，他最为经典的著作就是《资本论》。不过，由于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理解极其深刻而独到，所以，要抓住他的深刻理解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什么是资本呢？

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资本”这个词早在12世纪至13世纪就已经出现，“它于1211年肯定已经问世”，“资本”这个词，源自后期拉丁语caput，意思就是“脑袋”或者“头部”；而这个词源隐喻着：资本也就是运用脑袋来赚钱，而“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

在梳理了对“资本”纷纭复杂的理解之后，布罗代尔引用别人的看法这样说，“马克思赋予该词的明确的和排他性的含义：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尽管布罗代尔不同意这样的定义，但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或许马克思本人并不一定会拒绝对“资本”作这样的理解，而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一般地反对过“资本”，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这一点，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中就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

蒲鲁东认为，资本就是利润和利息，而只要取消了利润和利息，工人的合作社与合作劳动就会消灭资本；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倘若没有了利润，工人的合作社恐怕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而实际上，工人所缺乏的，恰恰也就是资本——“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是简单地“消灭资本”，而是如何利用资本为劳动和劳动者服务，即把资本从资本家的垄断中解放出来。

恩格斯也曾这样批评蒲鲁东说：

他的工人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协作社所能带来的费用上的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蒲鲁东的——引者注）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所有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排斥所有的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只能承担资产者的亏损，却不能分享资产者的利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明摆着的异议，他都由于沉醉于自以为是的幻想中而完全忘记了。

我们一定要记住：马克思反对的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是“资本主义”——而且，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极为关键，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即共产党人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更不是拒绝利用资本为中国的发展、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服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家对资本加以垄断和独占的一种制度，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资本”主要也不是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而存在。

那么，马克思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究竟又是指什么呢？

马克思本人这样深刻地指出：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而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一样被异化了，资本不再是生产资料，不再是任何现实的财富，相反，资本主义把一切现实的财富都剥夺（或者转化）为想象的财富或者对于财富的想象——如果用一个中性的说法，这也就是把一切现实财富都转化为“投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最初是作为“投资人”或者“投资者的代理人”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所拥有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信用”或社会对他的“信任”，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信转变为资产阶级道德法则——“信用”，而“信贷”不过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道德的外化机制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投资人和投资者代理人的资本家，其所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就确实很像银行。但是，布罗代尔指出，公营银行和私人银行则是根本上不同的：在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建立前，公营银行只办理存款和转账业务，不经营借贷或我们今天所说的有价证券业务。这些活动很早已属于私营银行的业务范围。而指出这种区别是很关键的，它表明：私人银行所建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换句话说，私人银行的信用并不是建立在生产与交换的现实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财富迅速增殖的空头许诺之上，而这种许诺往往是不可靠的——这正如今天华尔街所发明的那些金融衍生物是不可靠的一样。

“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这恰恰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脆弱性所在。既然它所建立的信用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于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不再是生产资料，而成为财富自动增殖（通俗地说，就是“小钱生大钱”）的魔术，这样一来，“资本”确实被异化了，它被从生产资料异化为“没有现实基础的信用”，但是，这种异化又恰恰将资本的含义追溯到了它的词源、它起源时的隐喻——“头脑”（caput）。

布罗代尔睿智地说，资本发展的历史说明：脑袋终究比躯干稍胜一筹，而这就是说，资本作为“对未来财富的许诺”，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经济总是比实体经济“稍胜一筹”；而当马克思更为睿智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头足倒置”时，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把资本分为现实资本、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话，那么，资本家的银行则总是把货币转化为虚拟资本，而不是现实资本——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这恰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特征。

于是，马克思用如此高度凝练的句子来概括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出这种批判的意义和限度所在：

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

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还有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臆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

如果把资本理解为“利用头脑赚钱”，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缺乏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头足倒置”的体制。而资本家阶级之所以能够攫取社会信用、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的信任，却绝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使人们相信：他们的投资行为是符合逻辑和数学的法则的，而这些法则却是人们头脑的产物。

劳动者对于资本家的信任、他们之所以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欺诈性，这与其说他们是受到资本家的支配，还不如说他们是受到了自己头脑中的抽象法则的支配。这种被自己头脑中的抽象法则所支配的状态，类似宗教的状态，因此，它被马克思称为“拜物教”的统治。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正是受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法则支配的，而这个法则的核心就是资本在流动中的扩张，是资本在投资中的积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围绕着资本的扩张进行，并服务于这个唯一目标，因此，它是资本扩张法则支配下的商品生产与交换。

但是，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不是这样认为的。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是受“市场”支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里，居于支配地位的“神”是市场的法则，而不是资本的法则。它们竟然还天真地认为：市场的运行完美体现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原理来描述现实的——它采用的那些范畴都是极其抽象的，是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原型的，是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康德所发明的“先天综合判断”支配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成为这门学问的真正基础。“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

康德的传记作家库恩曾经说，康德反对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却又认为数学可以有效应用在哲学里。他区别了逻辑的矛盾与力的真实冲突。

实际上，马克思同样也是如此。马克思既认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采用计算工具，同时却又反对用数学的方法代替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并不是受数学和逻辑法则支配的，而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但它却完全不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我们只要从现实的观察而不是从“心的冒测”出发，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乃是资本投资活动，这种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活动并不是受形而上学的法则支配的，而是受资本积累的法则支配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内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法则还与现实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相对立，并集中表现为社会上的劳资对立。由于这个极其简单的发现，马克思区别了资本的法则与抽象的市场法则这二者，这正如康德区别了“逻辑的矛盾”与“力的真实冲突”那样。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的生产既然是受资本积累法则支配的，那么，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就完全取决于资本投资者的判断，因此，评判商品的“价值”，就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要看它能够给资本投资带来多少利润和回报。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承认，他们反而认为，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该劳动产品的价值，而劳动产品的价值则体现为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而这个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又是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计算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仅是过于表面化的认识，还是十足的荒谬见解：如果按照这种计算，靠“延长劳动时间”就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话，那么，奴隶主和封建主会比资本家更容易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他们就更能够积累剩余价值了。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为了实现资本投资的利润，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不但可以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可以干脆让工人失业，更可以通过使得生产停顿、消灭劳动产品的方式，使得商品的价格被人为抬高。

可见，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方面，采用完全脱离社会观察特别是金融资本分析的数学计算的方法，这是十足的书生之见，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投资或投机活动，是不受数学法则、逻辑法则支配的。

在历数了马克思的思想成就之后，恩格斯曾经这样感叹：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恩格斯特别提到了数学。而根据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北京大学马克思数学手稿翻译组编译的《马克思数学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数学方面的造诣是怎样令专业人士叹服的。这证明了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数学才能的赞美是准确的，它绝非谀辞。

不过，马克思研究并思考数学，却绝非像后来的经济学家那样，把数学当成客观、明晰和透明的学问，并以数学的客观、明晰和透明来维持经济学的科学性，即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以数学为手段，论证经济学模型的不可动摇。恰恰相反，马克思研究数学，就是为了质疑数学——当然，并不是质疑数学这个学科的正当性，而是质疑它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之有效性。

数学的思维方式的神秘之处其实是：在“质”上不同的东西，在“数”上可以相等，在“量”上可以比较。因此，数学意义上的平等，就是无差异的等同，而绝不是差异的平等。数学方式所描述的，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对抗性的世界，是一个无差异的世界。马克思说：“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

如果在不同的人之间、在不同的人类劳动之间可以画上数学的等号，那么，一个无矛盾、无差异的抽象世界就产生了，一切交换也就成了“等价交换”，但是，如果是这样，如果世界没有差异，那其实就没有交换利润产生，而交换活动如果不能产生利润，则“商人”这个行当就根本不会存在。

那么，交换的利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交换的利润就产生于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在交换过程中不能被抹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剩余。

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什么被视为“等价的”呢？实际上，只要抹平了本质上不同的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异性，使得它们在“数”上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差异就看不见了，这样，交换产生的剩余也就看不见了，同样地，交换产生的利润也就看不见了。商品交换就是这样成了“等价交换”。资本主义交换其实就是被包装成“等价交换”的不平等交换。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揭示这个秘密入手的。

资本主义经济学通过把“不同的人类劳动”等同于它们的“劳动产品”，从而在“物”的意义上抹平了不同的劳动之间的差异，进而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这些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数和量的关系。这样，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也就变成了客观的数学法则对于劳动成果的支配（对产品的理性计算），而真实世界中的劳资对立也就这样被“等价交换”的数学的法则掩盖了。

于是，了解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活动之秘密的关键，就在于认识：“资本”对于社会的支配是如何采取了形而上学法则支配社会这种“虚幻的形式”。

马克思说，在宗教的时代，人们在自己头脑中造出一个上帝的形象，让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却造出一个抽象的市场，让它用“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生产和交换，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现实世界是由“资本”投资法则支配的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马克思说：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资本主义社会崇拜的是“资本”，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却说它崇拜的是“劳动产品”，是“物”，是劳动产品的堆积处——商品市场，这是多么荒谬的学说啊。

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形而上学（逻辑和数学）的地位代替了资本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法则之“客观公正性”，也就是建立在数学法则的“客观公正性”的基础上的。正因为资本法则被置换成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所以，人们就很难怀疑它，甚至很难发现：资本社会其实是用数学的法则来代替了资本的逻辑，从而，正是数学法则的客观透明性掩盖了劳资关系的对抗性。

如果马克思不是一个批判的哲学家，如果马克思的知识不是如此之广博、深邃，如果他对于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形而上学传统没有如此精深的了解、洞察，那么，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资本论》，他或许能写出的只是《市场论》而已——而那样一本著作，或许反而会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奉为“葵花宝典”。但是，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首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然后，又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这正如从不同的树木中抽象出“树”这个范畴意义，其采用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式，是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因此，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想象和幻想。

卢梭认为：人生来平等。但马克思指出：人生来平等，这却绝不能理解为“人生来是相同的”，因为人生来平等，这是一个政治命题，而人生来相等或相同却是个数学命题。

所谓“人生来平等”，并不等于“人生来都是相同的”，因而是“相等”的。这首先是因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完全相同，这种事情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在现实中其实找不出两个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人。卢梭自己也承认自然差异性，即人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只有被还原于数字，才能等同。正如每个人只有在逻辑上被还原为“抽象的人”，才能“等同”一样。而这种还原，首先就取消了人，即取消了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性别的人，而那种观念的、数字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实际上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

马克思说，“人类平等”，这个法则的确立其实是商品社会的需要，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是相同的、是可以等同的，它也意味着应该根据“一般劳动时间”的标准，无差别地支付工资，因此，这种“平等”，不过是将不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不过是把人视为“无差别的劳动力”，并在“劳动力”的意义上抽象地等同起来罢了，而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

要把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从而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人类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这就需要一个“公约数”，即马克思所谓“一般等价物”，而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

那么，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说：“五床等于一屋”，但是他马上就补充说：这绝不是说“床就是屋子”，而是说五张床等于若干货币，而这些货币又可以换一间屋子。亚里士多德知道，床与屋子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是不同劳动的产物，之所以要假定在床和屋子之间存在等一性，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等一性，也就不能交换，没有可公约性，就没有相等，因此，也就没有形式上的公平交换。这就是说，货币作为数的公约性，或者作为一般等价物，不过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而这种需要就是交换的需要。

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能够了解那个简单的事实：“床不是屋子”，本质上不同的劳动产品是不能等同的。这是因为：希腊人建立价值尺度的基础不是抽象的逻辑，更不是数学，而是政治学，而在政治学的视野里，人是划分为不同阶层的，因而是从事着不同职业、不同劳动的人，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更是不能“等同”的。

在古希腊，货币还不是支配社会的“唯一的神”，劳动力还不是商品，故而，亚里士多德就不可能产生“不同的事物在抽象的数和量上是等同的”这样奇怪的想法。

但是，商品社会里的人却不能了解这样简单的道理，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商品社会里，作为劳动力的人成为了商品，而把人还原为“等量劳动力”的依据归根到底就是数学；作为劳动力的人因此变成可以计量的，即在数的意义上是可以等同的，而且资产阶级经济学还以为数学是客观的、明晰的、透明的。

数理逻辑是资本社会中占支配性地位的社会再生产逻辑，而资本法则的最抽象的合法性表述就来自数学，来自数学法则对于现实中实际上占支配地位的“劳—资法则”的取代，来自形而上学对于现实的政治关系的取消。经济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特征，归根到底一句话——“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他采用这个概括，一举抓住了资本社会的要害：以无矛盾的描述来掩盖劳资矛盾的对抗性，以数学取消了政治学，这便是把阶级统治转变为“数目字管理”。

数学作为解释世界的方法，其要害并不是揭示了现实对抗，而是神秘地掩盖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特别是资本支配劳动这种现实政治性。它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从事不同劳动的不同的人，他们之间是不能“等同”的，而作为阶级和阶层，他们之间也是不平等的。

与“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种明显的剥削不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只要臆造出“一般劳动”这个形而上学范畴，只要抹平了工厂里工人的创造性劳动与“抽象的一般劳动”之间的差异，剩余价值就产生了，因为一切“工人工资”其实都是按照“一般劳动”的标准支付的，而“一般劳动”作为价格尺度，只是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根本就不是对工人实际劳动创造的评价。

《资本论》第一卷从“产业资本”入手，作出了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出产业资本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差异的体系：（1）工厂里的工人“集体劳动”与工人单个的劳动的相加是不同的；（2）劳动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给付的工资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空间的差异”，后者是“时间的差异”，而剩余价值就是从这两种差异中产生的。尽管上述两种差异是很难被看到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种差异，也就看不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分析说：一方面，资本家占有的是工人在工厂里“集体劳动”的成果，但却按照“每个工人个别的劳动”分别给付工资。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是在劳动场所进行集体协作劳动的，而“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资本家获得的，就是这种集体协作产生的生产力，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却是按照个人的分散的劳动力的平均数来计算并给付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的采用都是协作劳动的产物，它无一例外地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使这种“时间的压缩”产生剩余价值，但是，这些剩余价值却被“一般社会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两个形而上学的抽象范畴掩盖、抹平了。

真正的“集体协作劳动”产生的生产力，与每个工人个别劳动力的简单相加（一般劳动）这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或者不平衡，如果看不到这个差异和不平衡，也就看不到真正的剥削和产业资本发展的动力。实际上，这确实是很难被发现的。故而，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根本就不必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蹩脚的作弊来达成，他只要“老老实实”按照“一般劳动时间”分别给付个别的劳动力工资就可以了。“一般劳动”作为一个极其抽象的标准，它的决定权、计量方式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因此，资本家总是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付的工资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是按照“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标准给付的。

另一方面则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劳动开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实际给付的工资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而给付时间上的差异同样产生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工资”作为对劳动力的投资，一开始并不表现为货币工资，而仅表现为劳资双方确立起来的信用，体现为一纸由资方主导的契约（有时连一纸契约合同也不存在）。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空虚的幻想，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持久的影响所证明。”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是资本家有意无意的“帮凶”，首先就是因为它所制造出的“一般劳动”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这个尺度严重低估了现代工业生产力所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资本家可以这样辩解说：“一般劳动”作为评价标准，并不是自己制定的，而是由劳动力市场制定的，但是，一旦把“一般劳动”的价格让劳动力市场去决定，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就势必会被进一步低估，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量也会进一步被低估，而这些被低估的劳动力和财富当然是统统被资本家所占有了。

同样地，“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掩盖了商品生产的目的，乃是为了给资本家积累剩余价值，而不是为工人提供劳动机会——所谓“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其实就是卢梭所谓“树”的概念和尼采所指出的“圆”与“三角形”那种东西。马克思说：“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于是，马克思感慨万千地写道：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我们这里之所以要用“感慨万千”这种说法，当然是因为：马克思当年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即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只是用数学、形而上学的方式观察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它只是用形而上学臆造的“市场”这个范畴，用建立在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这个道德法则上的契约，掩盖了“资本”对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而马克思的这种批评，对于今天流行的经济学而言，是完全有效的。

在马克思的时代，数学、语言学和逻辑学这三门学问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学科——形而上学，马克思的贡献是将经济学也加入其中，故马克思方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必须从揭示古典经济学掩盖了什么入手。

而正是为了揭示古典经济学掩盖了什么，马克思方才开始创作伟大的《资本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