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理性使人产生自尊心，思维又使之增强，是理性使人多考虑自我，也是理性使人远离烦扰折磨他的一切。哲学思维把人孤立起来。正是由于哲学思维，人才会在见到别人在受难时，暗自在心里说：“去死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反正我是安全的。”只有那些危及整个社会的危险，才能搅得哲学家不能安睡。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杀死他的同类却逍遥法外，他只是捂住自己的耳朵，稍微为自己辩解一下，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背叛他自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同情这个不幸的死者。野蛮人就没有这种令人钦佩的才能，而且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性，总是愚蠢地听凭这种原始情感的支配。例如，在骚乱中，在街头殴斗中，贱民啸聚一起，而谨慎的人则站得远远的，但最后往往还是群氓，是卖菜的妇女，挺身而出隔开打架的双方，阻止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自相残杀。

黑格尔则进一步发展了卢梭关于哲学“起源于自私自利”的论断，他的说法虽说并不刻薄，却更为深刻（自然也更为晦涩）。他这样说：哲学就是“我思”，这意味着思考不可能脱离“自我”这个陷阱，或者说，也意味着超出“自我”的思考是不可能的。

于是，像康德一样晦涩（如果不是更加晦涩的话）的海德格尔方才说，欧洲智慧的最大难题就是：它难以走出“自我”的封闭体系——按黑格尔的说法，也就是难以走出“我思”——简而言之，也就是无法“走出康德”，即无法走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无法走出康德为之设置的法则——市民社会的法则。

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呢？如果最简单地说，就是：我“所思”的，就是我“所欲”的；我想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占有它；我认识和思考某物，那一定是按照我的方式、从我的角度去思考它，我一定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认识对象。这种先天综合判断，当然也正是一种先天的综合局限，或者说是“先天综合征”。

在黑格尔看来，法则就是意指，而所谓“意指”（meinen），就是“意见”（meinung），也就是“我的”(mein)，而在德语中，“意指”、“所意指者”和“我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词。欧洲的语言和思想“先天地”陷入了一个死胡同，它基本的思维方式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我思故我在”，认识活动无非是把“世界”变成“我的世界”。

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便是这样把认识活动转化为“占有活动”：

我们所有的表象和直观都是这样：我们在其中意指某物，意指存在者。但在每一种意指中，我都同时而且不可避免地使所意指者变成了我的东西。一切意指，一切看起来仅仅与对象本身相关的一切意指，其实都变成了一种占有和接纳，即把所意指者纳入人的自我之中。意指本身同时就是：把某物表象出来，并且把被表象者变成我的东西。但甚至当具体的“自我”（Ich）并没有进行意指时，当某个个别的人的思想的决定性作用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时，主体性的危险也只是在表面上得到克服。在这里，对存在者整体的人化并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不仅在规模上变得更大了，而且主要是在方式上变得更大了，因为没有人哪怕仅仅猜测到这种人化。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起初不可消除的假象，仿佛在这里并没有人化在起作用。但是，如果说世界解释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化，那么，任何想把这种人化非人化的努力，就都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这种非人化的努力本身又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努力，从而说到底还是一种潜在的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