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马克思指出：经济学本身就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学说，即它本质上便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这种“恶”的理论恰恰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维科率先提出来的。资产阶级恰恰忘记了，他们自己就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是封建主义“坏的一面”，因为在封建阶级看来，资产阶级及其前身——工匠师傅、贩夫走卒、高利贷者，相对于农夫和地主而言就是“完全多余”的，是封建社会中“人口过剩”的那一部分。而资产阶级自己却并没有通过“好好学习”地主的知识，即通过老老实实地遵从封建社会的社会法则，从而上升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力量——地主阶级。如果资产阶级听了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教士”们的劝诫，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看到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看到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看到乡村中家庭工业的繁荣，看到通过各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组织起来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好人社会主义”把劳动者阶级视为慈善救济对象，并力图用资产阶级的道德去感化他们，这些人绝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是资产阶级的说客，他们以道德家的面目否定面向社会进步的阶级斗争，以宗教和道德来掩盖现实世界的分裂与解体，而这除了涣散无产阶级的斗志之外，绝不会对历史发展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

列宁认为，制造出大量的过剩、失业人口，这不是因为劳动者缺乏知识，更不是由于穷人生来道德堕落，即使他们缺乏知识、“素质低下”，这也不是劳动者自身的罪过，因为这不过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性，暴露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不能满足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这种最起码的人权，因此，这种制度必须被推翻。

列宁说：

……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