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位党内的著名老人在报纸上著文说，比较解放前后，对比如白昼之于暗夜。

我坚信，我雀跃，我喜从心生，我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人们将历史的发展规律把握到自己的手心里，我们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相信，我的此生，将看到社会主义战胜了取代了资本主义，普·弗·尤金博士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图景将成为中华大地上的现实。50年代初期，中国干部的学习材料是尤金的《论共产主义》。

极少数情况下，我也稍有困惑，美好的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明快、非常省事吗？我们的文艺生活感情生活从此就是这样的分明化与简单化吗？不再有伤感，不再有怨怼，不再有依恋，不再有迷惘，不再有“深悔蹉跎”，不再有“蔷薇蔷薇处处开”，不再有“天涯海角觅知音”（以上引号内的字都是过去唱过的旧歌词）。我甚至由于一次不自觉地哼哼了“处处开”的调子受到领导的教诲，领导指出，我的流行歌曲调子像是从重庆的防空洞里吹出来的。防空洞云云，语出毛主席的整风报告。

斗争与胜利最能赢得欢呼了。在万里晴空下，党喜欢讲一句话：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党曾经打出一面旗帜：反恶霸。天桥那边揪出一个“南霸天”，妓院里揪出一个“西门庆”，商行里揪出一个“两头硬”，甚至小贩里也稀里糊涂地出来了一个二流子，曾经将一个特务头子拜了干爹……具体情节与称谓我已记不清晰，但是社会上总会有些强梁之士、霸道之士、奢靡纵欲之士、拔尖冒顶之士、通吃（到哪儿都吃得开）之士，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屡屡被共产党抓起来枪毙了。于是一片欢呼，比给金腰带拳击选手欢呼的分贝高得多。老子讲的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共产党讲的是你横我比你更横，共产党专捡硬的富的高阶的厉害的砸，毙有余以欢不足，为弱势贫民出了多少鸟气，于是威信大增，声名大噪。

后来，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0月，再进一步，掌权后的阶级斗争发展为空前绝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列为三大革命运动。镇压指标是人口的到1%，按当时的5亿人口计算，这个数字就是25万或50万人。这个数量今天看来未免吓人。但有前辈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不镇压反动派是不可能的。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讲到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都强调是由于他们没有坚决地镇压反革命。姚文元的笔记也写有“巩固政权、杀人”的字样，而林彪强调的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一面是歌舞升平，欢呼赞颂，一面是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才叫天翻地覆，这才令人震服！

我当时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尚未召开过团代会，所以没有产生正式的团委，只叫工委）工作，任中学部长。我听过有关报告，报告中屡次提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说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这后半句话，即杀了（可杀可不杀的人）是犯错误，是当时刚刚召开的公安工作会议的新的精神，说明了“镇反”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已经不是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的阶段。当然，原来我也没有听说过有可杀可不杀的一律杀掉的指示。大张旗鼓，这四个字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我在团市委开会的时候，听到我的直接领导讲，除了共产党，谁能这样大喊大叫地杀人？他是赞叹，也是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