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参加了数次中央团校的老同学的聚会，我们那时已经50多岁。我说的那位因恋爱而被大会批判的同学来了，与当时主持批判他的班主任见面，没有丝毫的怨言。

这是事实，50年代的这些热血青年，一旦聚在一起，他们——不，应该说是我们，永远是无休止地怀旧，认定50年代才是革命青年的天堂、中国社会风气的巅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范本。

但是，朋友们同志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没有那个时候的绝对化、神圣化、个人迷信化与盲目紧跟化的思维模式与狂热情愫，怎么可能有后来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运动、“大跃进”与大饥荒，特别是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又怎么会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机？……

直到1958年，我被错误地当成“右派”“批评帮助”的时候，我仍然跳不出这个严厉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框子，自己陷害了自己，然后才长大了。其后的组织生活，很难听到认真的自我批评了。坊间有“段子”说，现在更时兴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过去毛主席讲三大法宝，除批评与自我批评外，还有理论联系实际，有的说现在则是理论联系实惠了，而密切联系群众呢，说是也被密切联系领导所取代。很简单，群众在你的进退升降中不起明显的作用，只有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对于领导，不服不行。

这些说法当然片面、粗鄙，不无胡扯八道的成分，没有太多的人当真全部相信这些低俗的段子。但这些说法之所以于今天产生而不是更早产生，仍然是事出有因，值得面对与深思。

回过头再说一下中央团校，当时团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天翻地覆，但同时很讲民主。党、团支部的选举放手让党、团员进行，可以自己报名参选竞选，公开辩论，热烈舒畅。长期在体育系统担任中层领导工作的郝克强同志，就是民主选举当上我们十五班的团总支部委员，而长期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徐萌山同志，则是我们选出来的党总支部领导。

在1953年和1954年间，还进行过清理中层活动，那是一个在党员干部内部进行的清理阶级敌人的活动。活动先是组织学习，学习材料包括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一篇文章《忠诚老实是共产党员的重要品质》，标题大致如此。那时的苏共中央的此机关刊物的文章常常被译介到中国来。其文风是架子拉得很大，名词分量很重，出语就像判决，教训你没商量。与前苏联的结论式所谓“铁的逻辑”式洋洋大观的文章相比，西方的时政文字更像小打小闹，左边捅你一指头，右边搔你一痒痒。

但是《忠诚老实》一文到底说了些什么，现在早忘光了，当时也根本没有看明白，除了标题上这“忠诚老实”四个汉字以外，其内容与我们搞的“清理中层”风马牛不相及。亏当时有人想得出，让我们学习苏式的空话大话。20世纪50年代对我辈有巨大影响的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的专论还有《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是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品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等，到60年代，此刊发表什么《共产主义与人》的长文，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来，人呀人呀的，有点修正主义气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