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莫须有的话题，一个莫须有的说法，一个信口开河的场合，这话说完也就随风飘散了。当时，我根本没有再想过这个子虚乌有的问题。然而，在21世纪，在开封，在“一夜鱼龙舞”的歌声中，我突然想起，下辈子我还要当中国人啊，不然，到哪里去享受《青玉案》的美轮美奂？

这样到了1955年，从思想批判到政治审判，从小宗派到反革命集团，我有点目瞪口呆。写写信，发点牢骚，说些讽刺话，就变成了真刀真枪的反革命了吗？原来，不可能这样想的。但是毛主席的按语，锋芒毕露，雷霆万钧，气势磅礴，所向披靡，震服之下无推敲，匍匐之外无分析。我服得一塌糊涂，同时我觉得不无扫兴。

北京市委的一位高级领导在1955年底作报告的时候，谈到了“胡风事件”。说是有民主人士提出对于胡风一案应该进行公审。领导同志说，我告诉他们，要是公审我们就要开杀戒，意即公审完了说不定就要枪决胡某，民主人士说，那就不要公审了吧，所以就不公审了。

显然，这是说话的策略与政治的机智，而不是认真负责的交代。这位高级领导同志后来在“文革”中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迫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不欲伤害则千万不要伤害人，己欲护则护人，己欲公正则必须毫不含糊地公正对待他人，这里没有打折扣的余地。

从批胡风，发展到各机关各单位的“肃反运动”。“肃反”与“镇反”又不一样，“镇反”是公安政法部门的事，大张旗鼓地抓、杀、关（有期徒刑）、管（即不坐监狱，命名为管制分子，限制其行动言论自由）。“肃反”则是各单位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一些对于革命心怀抵触的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隐蔽的定时或不定时炸弹。当时喜欢引用的是斯大林的名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话可能说得不错，但也有可能被窝里斗沉迷者拿去当内斗的幌子。当时还喜欢讲消除隐患。隐患肯定是有一些的，斗得红了眼，老想着斗，未尝不也是隐患。隐患有一些，不可能那么多，年年消除起来，太玄乎了。

我的母校河北高中，有一位身高力大嗓门洪亮的地下盟员（后转为团员），叫翟佐良，他心直口快，爱提意见。我在区里工作时一次开团员会，停电了，他和一些人就拍着巴掌喊什么“要光明”，给领导以不良的印象。后来他怎么到团市委工作来了，我不知道。自从他来了之后，一搞运动他就被揪出来，搞得狼哭鬼嚎，斗个不休，最后又都是不了了之。加之他的爱人是出名的善良老实也相当可爱的女性，人们谈起他的事儿来，都有点为之叹息。这次批着批着胡风，“肃反运动”起来了，首当其冲的又是此位翟兄，叫人说什么好！

我当时工作的团区委，与区工会、区妇联共用一个小楼，简称之为工青妇楼。我们共同用一个伙食团和一个厨房。大师傅姓任。记得有一次闲聊，任师傅忽然想起，说是有人认为，宋庆龄是“国母”，应该担任国家主席。此事不知为什么在“肃反”中被提了出来，我估计是我们这个工青妇小楼实在揭发不出反革命言行来，挖空心思，人们想起了老任。不久，老任被从厨房逐出，他改当清洁工了。看到胖胖的他，以大厨的体态，穿着工作服扫院子擦地板，我们都偷偷地笑，又不敢真笑。也就一个多月，他的隐患问题说是搞清了，他继续回厨房掌握大家的饮食命脉无疑问。这些事我想起来，觉得有点天真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