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亲身参与了万民打麻雀的盛事。那是一个星期天，根据市里的布置，各单位各街道各家各户，人们都爬到了屋顶上，手持竹竿，有的竹竿上绑着红布红绸子，有的竹竿上拴着响铃，有的在屋顶上预备下锣鼓钹镲各打击乐器，也有的拿着或脖子上挂着口哨，也有的并无工具武器乐器，徒手助威。一见到麻雀，喊的喊，叫的叫，敲锣的敲锣，打镲的打镲，吹哨的吹哨，挥竿的挥竿，真是人欢马叫，你喊我笑，鬼哭狼嚎，乐音噪音齐上，天崩地裂，把树上的、屋檐上的、塔尖上的、楼顶上的各种小鸟，不知是否还有飞虫，吓得魂飞天外，仓皇起飞，无处逃遁，更无处栖息，在举国全民的呐喊声中欲停又无处可停，欲降落也根本不可能降落，眼看着一只又一只麻雀挣扎着乱飞着突然一个倒栽葱像一块石头一样直线落下，更是一片欢呼，觉得又歼敌一名，扩展了围歼聚歼战的胜利。

真乃盛世盛事，此前此后，更年轻的与更年长的，未必像我们能赶上这么盛大的奇闻奇观。盛世盛事的说法，一直刺激我想搞一副对联，上联是“盛世盛事多圣誓”，下联呢，几十年过去了，勉强作出：“青春青莼忆清纯”，很不理想，不知道有无高人指正。

1956年4月，毛主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口头传达的报告版本中，毛主席提到了打麻雀的事，大意是对打麻雀有不同意见，没有关系，如果打错了，我们可以再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一些麻雀嘛。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报告。从《论十大关系》中，从关于中苏两国的农业集体化的比较的谈论中，我已经听出了中国的事情将会比前苏联办得好的含意。苏共二十大后我听到过一次传达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的讲话，蒋校长说，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但中国共产党是最稳定的。

毛主席关于打麻雀的说法也是充满了他个人的特点的，做对了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做错了，调整过来就是了，不足挂齿，不以为意。

回过头来说打麻雀，那一天真是举国体制灭雀。说什么我国的体育是举国体制，这未必对。最多是政府比较重视，财政有相当的支持罢了，哪里谈得上举国？只有缺心眼的人才自己把什么举国体制揽过来说事，居然要为举国体制辩护一番。举国者倾全国之力也，我们什么时候倾全国之力练乒乓或者跳水来着？我们有病吗？也许我们全国的男孩都玩过弹玻璃球与扇三角（香烟盒），但也谈不上玻璃球或香烟盒的举国体制。

50年代的灭雀倒是有点举国动员的意思，而且它像一个全民的登高节日，像儿童最多是少年的游戏。我们曾经怎样的天真，以为可以用类似儿童游戏的方法创造古今中外全然没看到过的乐园天堂。那时的环境也比较好，全市的机动车屈指可数，又赶上天朗气清，风和日丽，大家一起起哄，很好玩。人常常会有寂寞感，所以人是喜欢起哄的。起一大哄实是人生一乐，是舒展也是发泄，是潜能的激活也有潜恶的暴露。起哄中人们常常会感到起哄者的强大与被哄者的弱小卑微。起哄的是大众，人少的时候只能被起哄。被哄者在起哄者面前再无招架还手之可能，被哄者成为起哄者的祭品，起哄者感到了操有对于被哄者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的快意。一起哄就有被哄者倒霉，而一跟随起哄，虽然你并未有任何选择和付出，你仍然自以为成了胜利者的一员。你即使不是胜利的将军，你也是胜利的士卒，你看到了敌人的陈尸会鼓舞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