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维特根斯坦已经病得很重，但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有时可以工作，并能够精神饱满地参与讨论；有时状态糟糕，几至无力工作。鲍斯玛夫人常常会为他准备清汤和苹果沙司。在给马尔康姆的一封信里他曾提到：“我现在只能跟一个哲学家一起吃苹果沙司。”尽管人在低潮，无力工作，但笔记仍然展现出一颗清晰、有力的心灵。

在牛津那段时间，鲍斯玛与维特根斯坦继续着他们一起散步探讨哲学的操练。有时他们坐在外面的长凳上，有时维特根斯坦会去鲍斯玛家吃饭，或者拉着鲍斯玛出去散步。散步讨论似乎已成规范：“今天我们散步……今天我们在草坪上散步……今天我们沿着运河散步。”这隶属于逍遥学派的传统。没有记录显示，其他人曾经参与过这些讨论。安斯康伊莉莎白·安斯康（G.E.M.Anscombe,1919-2001），维特根斯坦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后为剑桥大学教授。她是《哲学研究》的英译者，《意向性》的作者，并创造性地把维特根斯坦激发的灵感投射到众多哲学问题和哲学史的研究中去，从笛卡尔溯至亚里士多德，再到巴门尼德。死后被葬在剑桥的圣吉尔斯（St. Giles），就在维特根斯坦墓地的近旁。当时就在牛津，维特根斯坦还把鲍斯玛介绍给他的朋友兼学生约里克·斯梅希斯。约里克·斯梅希斯（Yorick Smythies），是晚期维特根斯坦最赏识的学生之一，也是少数接受他的训导，放弃成为“职业哲学家”的学生之一。除他以外，还有下面提到的德劳瑞（M.Drury,1907-1976）医生。

鲍斯玛有时会提及安斯康和斯梅希斯的一些见解，但笔记没有任何有关他们或其他哲学家参与讨论的记录。所记录的讨论始终在鲍斯玛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展开，涉及的论题要么由鲍斯玛引入，要么即兴地由他们散步中所看到或提到的某个问题引发开去。这是鲍斯玛的机会，得以接近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他没有浪费这次机会。

当鲍斯玛两年后的1951年回到内布拉斯加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朋友、也是他以前的学生肯尼斯·约翰森（Kenneth Johnson），说维特根斯坦震撼了他，是他平生所见过的“最高度的明晰，最深沉的理智活动，最敏锐和最热忱的心灵。就像奇迹！他的言词像闪电穿越迷雾般地贯穿了几乎所有的谈话”。几个星期后，1951年12月1日，在为一个讨论班所做的笔记中，他就先知的本性做了如下评说：

先知该当若何？维特根斯坦是我所知道的最接近先知的人。作为人他像一座高塔，高耸而独立，无所依傍。他独立不羁，不惧怕任何人。“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他！”但是，其他人却惧怕他。为什么？当然不是因为他可以袭击他们，掠走他们的财富，污损他们的名声。他们害怕他的评判。我也害怕维特根斯坦，害怕为他背负的责任。我自始至终都知道与他一起散步讨论的机会多么地值得珍视，同时我也害怕他会过来，害怕与他相伴的那些时光。我同样害怕要把我的洛克讲座的提要给他，我答应去做那个讲座，是因为他拒绝了它。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他去挪威，接着又去剑桥的那段时间，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对于我要说的一切，他都是我的判官，对于他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能耸耸肩或者搪塞说：何必在乎呢？当他走开的时候，我感到自由。

我不认为我对任何其他人有过类似的感受。毫无疑问，我怕他，同时我也明白，我的工作的所有希望都拜他所赐。他的话语让我视若至宝，现在一如既往。重要的是，是他拿走了我因自身平庸而来的那种慵懒的舒适。没有任何人让我欠债如许，没有任何人让我谛听如斯，没有任何人让我害怕若此，没有任何人让我如此相形见绌。我没有目睹也没有听闻任何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这是我的判断。看到维特根斯坦出错几乎是一种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