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尔康姆，维特根斯坦跟这些人有过不同的交谈，有些分开进行，有些在一起，讨论涵盖了整个夏天，直到秋天。说到鲍斯玛，他记述道：“在与奥特斯·鲍斯玛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读了弗雷格的《意义与指称》；针对这个问题有过两次或三次讨论，维特根斯坦阐述了他与弗雷格的分歧。在其中一次会谈中，我们探讨了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第二版，第70页）对这些讨论的记录出现在鲍斯玛的笔记中，同时还有上面提及的康乃尔的哲学家们。他的笔记不止这些，还包括了许多被广泛探讨的论题。有一些与马尔康姆的讨论鲍斯玛没有参加，对摩尔文章的讨论后来在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定性》中得以成形，恐怕还有一些讨论没有记录下来。

阅读这些笔记的人很快会发现，鲍斯玛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同寻常，那基于对彼此的人格深度和哲学严肃性的认可。有一点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是老师，鲍斯玛是学生。但是，鲍斯玛该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学生才能让维特根斯坦敞开如斯，他们的会谈又该多么有趣，那必定何等深刻地影响了鲍斯玛。

在康乃尔的那个夏天，鲍斯玛与维特根斯坦的会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有时他们在某一个人家里举行小型聚会；有时，鲍斯玛、维特根斯坦与马尔康姆在后者的花园或地下室见面。维特根斯坦常常与鲍斯玛一起散步，或者鲍斯玛开车带维特根斯坦一道去手指湖（Fingerlake）的乡下。一如他们后来的那些交谈，在他们的这些散步途中，通常是鲍斯玛提出一些论题，维特根斯坦迅速付之探讨。他们的关系不是辩证性的，鲍斯玛并不反驳或提供反证。相反，在记录维特根斯坦那些评论的同时，他在寻求它们的意义，竭力去理解它们。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试着去理解对方，鲍斯玛很吃力地咀嚼着维特根斯坦的洞见和图像。

这种在散步中探讨哲学问题的操练持续地贯穿了他们的友谊。莫里斯·拉泽罗维茨（Morris Lazerowitz）也在一封信中提到这同一种练习，他指的是维特根斯坦于十月中旬去马萨诸塞北安普顿的斯密斯学院造访鲍斯玛。“维特根斯坦在北安普顿鲍斯玛那里滞留了两三天，”拉泽罗维茨解释说，“期间维特根斯坦与奥特斯一起散步讨论，主要是维特根斯坦在说。”这类散步在笔记中被反复提及，并成为他们最常见的交谈背景。

鲍斯玛去斯密斯学院担任那个秋季学期的公休替补。由于他的朋友莫里斯·拉泽罗维茨和爱丽丝·安布罗斯·拉泽罗维茨（Alice Ambrose Lazerowitz）的帮助，他得以坐稳这个位置。鲍斯玛与妻子盖特露德，及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儿格雷琴一起从康乃尔搬到那里。笔记中几次提到她们，维特根斯坦不止一次跟格雷琴讨论她的学校作业，然后过渡到与鲍斯玛探讨文学和教育。1949年10月11号的笔记显示，他们重又开始了他们的散步和讨论。维特根斯坦停留了三天，不久后他于十月底返回了英格兰。他们的下次会面要等到第二年的夏天。

鉴于他在摩尔研究上的声誉，鲍斯玛被邀请去牛津主持1950—1951年的约翰·洛克讲座。被邀请是一种殊荣，鲍斯玛是第一个主持这个讲座的美国人。在那一年的许多时间，维特根斯坦也住在牛津。他花了五个星期去挪威旅行，并回了剑桥几趟，爱德华·贝文博士（Dr.Edward Bevan）在那里为他治疗（那时的维特根斯坦已被确诊患了癌症）。但他大部分时间呆在牛津，这为他们提供了重叙友谊的机会，他们也得以重新开始哲学操练。经过了九个月的间断，鲍斯玛的笔记从1950年8月17日开始，直到维特根斯坦1951年4月去世。不过，读者会注意到，探讨本身远多于对日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