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这些只是小的接触而已。

大的接触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了。我作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1948年12月间的北京就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人就离开。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刘崇宏先生可以算是年纪大的。走的大都是中年人，并且是容易到美国去谋生的。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一叶凋零，深秋将至，季节如此，风尚亦然。在上述时期以前，青年人就说起下面这句话来了：“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进攻。”事实是北大和师大都是中国味重，本地味重；清华、燕京洋味重。重洋轻中，早已成为风尚。不但青年学生有此风尚，居民有时也暴露这一风尚。我自己没有看见，据说春节时有人在西交民巷住宅的大门口贴上门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里虽说“与鬼为邻”，可是仍“望洋兴叹”。

文章歪到“洋”上面去了。我们还是回到立场上来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天一同事向学部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一派的头头问关于对待大领导的看法问题。这位同事第一就提出总理，那个头头说：“总理么……总理么……”连“么”了几声。这位同事又问：“林彪呢?”那个头头很快就回答：“他行。”我听了之后马上贴出一张大字报，拥护总理。我从总理学立场，连拥护总理的立场都没有，那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