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末,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排在年度人物评选的亚军位置,并在封面刊登了四名中国女工的照片。根据该刊物的说法,中国经济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保八”,世界经济之所以能逐步走向复苏,首先应该归功于这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普通工人。从图片上看,这些“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未来”的“中国工人”,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来自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而是无数背井离乡、行色匆匆的“外来务工人员”。

如果说《时代》封面绘出了“中国制造”的群像,那么2008年的“iPhone女孩”则可以说勾勒出了“中国制造”的个体剪影。一位英国青年意外地在新购的iPhone手机中发现存有数张陌生中国女孩的照片,并认为笑容灿烂的她可能是苹果公司代工厂的一位普通女工。无论这是美丽的错误还是完美的策划推广,由美国设计、经中国台湾地区加工、在中国大陆组装、到英国销售,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消费主义、世界市场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物化漂流瓶,提醒着我们：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每一件产品,都带着自己的体温、目光、表情与希冀。

在工业文明以无限的加速度远离与修改农耕文化的时代里,在告别过去的欣快与决然中,他们身上真实地折射出整个社会与整个时代的艰难、疼痛、苦楚与悲情。但是,在这种种光环与喧嚣之下,我们却发现,这些仿佛触手可及、呼之欲出的人,面目却如此模糊。

工厂制度与时代变迁

在其作品《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中,加拉格尔指出,中国向市场化转型中的不平衡性在企业层面上的体现,就是资本主义劳动实践的扩大,以及劳工权利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集体组织这两种劳动保护形式无法得以实施。管理层享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公司内部的劳动实践,通过个人合同制度促使劳动力原子化和分化,并加强对工人组织的管理控制或压制。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效力很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同企业的管理者越来越倾向于分享信息和策略、合谋设定工作调整方针、降低劳动市场的竞争：当上海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在2001年仲裁了13000多起劳动争议案却没有一起涉及集体合同时,当“大量农民工沉陷于转包劳动合同、实习甚至劳工抵押等非法实践之中”时,“苏州工业园电子公司人力资源俱乐部”已经悄悄成立,以便就劳动立法和法规问题游说当地政府。原本旨在鼓励、引进与利用外资的各种政策,却使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参考与跟进了外企、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逆向“示范”,强化了管理自主控制权甚至各种苛刻的管理规定,削弱与规避了原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企业名义上属于何种所有制,其劳动控制、工资福利制度与劳动实践之间并无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