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炜教授对安徽省两家“白色家电”制冷企业的实证研究,同样证实了所有制在决定劳动实践时的有限作用。赵炜在《工厂制度重建中的工人》一书中提出,在市场化、私有化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导致工厂制度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扩张、多元化经营、争取出口等市场化因素,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所有制转变。虽然A企业先后经历了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所有制转变,B企业则经历了从小型国有企业变为私营企业再回归到国有企业所有制形式的曲折历程,但那些“西方的”“现代的”管理方式、劳动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制度等,却在国有企业期间就已模仿和参照外企建立起来。“现实的市场关系的逻辑变化”是推动工厂制度重塑的决定性因素,而在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控制方面,“不存在所有制的差异”。

事实上,这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与劳动实践的趋同化,到底向着上下哪种方向迅疾滑去,值得我们深思。接受赵炜访谈的所有工人和生产班组长都毫不讳言,自己被生产线“提速”、减少工人岗位、增加定额等各种严苛的劳动控制方式弄得筋疲力尽。一位将以前属于两个人的工作一肩挑的临时工每天要在11个小时中搬300个冰箱门体并安装密封条,他形容自己在恍惚间“看到那些白色的冰箱门从传送带过来,就像是白色的海浪向我冲过来”,但他又为自己可以转为合同工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企业的劳动强度都很大。哪里的资本家都一样。说起来,我们这里的资本家还算是不错的”。当改革能带来“东家不打打西家”的流动性与自由选择时,却也掩饰不住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下“东家西家一个样”的尴尬。

新传统主义并不意味着一种不够现代化的社会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现代工业权力结构中的一种现代的、特殊的类型。在这种依赖的架构下,企业形成了自己的制度化权威。而在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按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李静君（ChingKwanLee）的观点,“父爱主义”式传统福利制度的基础消失了,取代全方位“组织依赖”的是管理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序专制主义”。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劳动过程中的公开强制来说,转型所改变的只是行为的施与方,并非行为的承受方。

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曾指出资本的一个悖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流动固然是跨国的,但其在生产中与劳动力的结合和实现摆脱不了“某地”具体的空间设置与地方实践。原《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张彤禾在《工厂女孩》中虽然惊叹“制造一双跑鞋需要经过两百五十个工人的手”,制造者分布在全球各地,却也承认低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在中国的集聚。光是在东莞的耐克代工业务每年就产鞋超过1400万双的裕元工业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我们有超过七万名工人。